最近媒体接连披露了几起虐待儿童的事件，其中尤以携程亲子园引起的舆论反响最大，每个人看到视频里的老师把孩子推撞在桌子角、灌芥末、捆绑在椅子上的情景，听到事发后一位母亲被人搀扶着对施害者有气无力的痛斥，都会感到巨大的震撼！到底是多么狠辣的双手和恶毒的心灵，才能对十几个月大的孩子进行如此残忍的戕害？网友们纷纷留言，喊打喊杀的什么都有，甚至有人提出要拿容嬷嬷对付小燕子她们的手段来“扎一扎害孩子的人渣”……当然这些都是激愤之辞，不管心里的气有多大，咱老百姓还是得相信政府、依法办事，不能动用“私刑”。据了解：涉案的三人已经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您看，法治国家，绝不会有人违法而没人“治”的。

可是您肯定不知道，虐童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清朝，“治”的办法还真有用针往死里扎的。

一、谦谦君子突“变脸”

《醉茶志怪》是晚清学者李庆辰撰写的一部志怪笔记。李庆辰是天津人，字筱筠，别号醉茶子，虽然很有才华，但一生科举不中，加之家道中落，一直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醉茶志怪》大约成书于光绪十八年，其中内容多记述发生在天津附近的奇闻轶事，对后人了解当时的风土民情颇具价值。

在书中，李庆辰记述了一起可怕的虐童案件。

有位来自山东的生员，姓陶，在天津葛沽镇上开了个私塾，专收想读书启蒙的幼童。此人一向以谦谦君子示人，对孩子们也和蔼可亲，葛沽镇上很多父母都把孩子送到他的学堂里读书。一段时间以后，有人说看到他“忽购一利刃，朝夕磨砺”，甚至有学生告诉家长“老师把一把刀藏在竹席下面，不时擦拭”的，也没有人往旁的地方想，只觉得他磨刀霍霍可能是用来切菜削果皮。

这一天，事先没有任何征兆，陶老师在学生们都来到课堂上坐定之后，突然把房门反锁，从竹席下面噌地拔出刀来，神情狰狞地说：“我平时悉心教导你们，可是你们却越来越不听话，干脆把你们都杀了吧！”

一群小孩子，见平日里循循善诱的先生突然变了脸，眼珠子外凸，嘴角吐白沫，一副发疯了的样子，都吓得目瞪口呆，动弹不得！陶老师一把拽起课堂上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童，“忿欲加刃”，那学童足智多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老师要杀学生，学生不敢违命，只是家中尚有父母没有辞别，这么的死了，终觉抱憾九泉。请先生准我回家辞别双亲，然后再回到塾中，一听先生所为。”陶老师瞪着眼想了半晌，说：“念在你还懂得孝道的份儿上，姑且放你回去跟父母告别，然后再回来受死！”说完拔下门闩，放这学童出去，然后重新关门上锁，还搬了块大石头把门顶上。

“童子归家诉诸其父”，没想到反而挨了老爸一顿训斥：“好端端的，先生怎么会杀人？八成是你为旷课逃学找的借口，赶紧给我回学堂上课去，不然小心我拿鞭子抽你！”

童子无奈至极，只好跑到把房子租给陶老师开私塾的赵姓富翁那里，一边大哭一边把事情说了一遍：“你要是再不去救人，只怕连你自己那个在私塾里上学的儿子也要没命了！”赵富翁看他不像扯谎，“大惊，乃集众至其塾”。刚到私塾外面，便“隔墙闻童子号泣声甚惨”。众人知道大事不妙，连忙哐哐哐地砸门，但门里面上着闩又顶着石头，哪里那么容易弄开？最后还是有人拿了梯子，从窗户翻了进去，打开了门，室内的情形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见生裸缚一童子，跨其身而剖其股，已露筋骨，声嘶嘶几不能号。其余二三人有惊踣气绝者，有匿诸案下者，匿诸柴后者。”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学童被扒光了衣服，捆在椅子上，陶先生正在用利刃切割他大腿上的肉，已经露出筋骨，惨遭毒手的学童虽然承受着剧痛，但已经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另外几个学童，有的吓昏死过去，有的藏在书桌下面，有的躲在柴堆后面……

众人一拥而上，经过一番搏斗，夺下陶老师那把染满鲜血的尖刀。人们厉声责问他到底和这些学童有什么仇什么怨，为何下此毒手？！陶老师直眉瞪眼地，嘴里兀自念叨：“我这是为了教诲他们，我这是为了教诲他们……”

有人说要把陶老师捆绑起来送官，但赵富翁觉得此君怕是得了失心疯，官府拿疯子也没辙，干脆请他走人完事。

二、铜针扎胸驱“邪魔”

陶老师被送回了山东老家，“至家癫狂益甚”。看到他的疯病日复一日的严重，他的父母十分忧愁，只能把他锁在屋子里，从门洞里供给饮食。陶老师便在屋子里随地便溺，搞得整个陶家臭气熏天，到了年底，他依然“歌笑怒骂无常”，家里为了给他治病，几乎散尽钱财，他却毫无好转的迹象。就在这时，突然来了一位老道，据说会看风水。陶老师的父亲陶翁便将他延请至家，刚一进门，老道便喟然叹曰：“好重的妖气，家中怕是有人有邪魔上身吧？”陶翁连忙跪下，五体投地，急求拯救。老道拗他不过，只好答应了，让陶翁把患病的儿子从房间里放了出来。

陶老师一见道士就喊了起来：“我是奉天命败家的，你少管闲事！”道士说：“适可而止吧，我会劝陶翁改过向善的。”陶先生却一边往楼上跑一边骂骂咧咧，道士火了：“我本来不想出手的，但既然你这么顽固不化，休怪老道狠毒！”说着冲上楼去，取出一根“长两尺许”的铜针，当胸扎向陶先生，陶先生颓然倒地，不省人事。

此情此景，惹得陶翁顿足大哭：“你杀了我的儿子！”道士笑道：“我只是驱除了他体内的妖魔，并没有杀死他。”然后给陶老师包扎伤口，灌下汤药，“生果苏，嘱其调养百日当愈”。

陶翁感到十分惊骇，问道士到底是怎么回事？道士说：“这就是所谓的‘钱龙’在作祟，‘钱龙’是一家的财神，它帮你家致富，可是见你太过贪财吝啬，乡里闹饥荒，你却坐拥厚粮，视死不救，于是附在你儿子身上兴妖作乱，公子的癫疾都是它导致的，不然怎么会无端地残害那些学童，你要不信，去隔壁空屋子里看看，我已经将那妖孽杀死了。”陶翁赶紧让家里的仆人一起去隔壁的空屋，搬开堆置许久的一堆木头，结果发现“有巨蟒长数丈，粗如柱，盘踞而毙”。

从此陶翁痛改前非，“恤邻睦宗，靡善不为”，儿子的病也就慢慢地好了起来。

此一事件，如果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倒也没有什么诡异之处，只是从虐童到“除妖”并非一个事件，而是两个事件被人为地“串联”在了一起。陶老师刀割学童，很可能是某种精神疾病发作，而他回到家后，乡里人嫉恨他的父亲在饥荒时不施援手，所以找了个懂医的道士来上门“除妖”，至于那条死掉的蟒蛇，自然是道士事先放在空屋子里面的。

虽然陶先生用刀子切割学生皮肉引起了家长们的愤怒，但是倘若换一种做法，比如用板子把屁股打得皮开肉绽，那么即便是家长看到了，也不会阻拦的。因为在我国古代的私塾教育中，学生读书不用心，是可以用戒尺甚至棍棒“伺候”的。

《清稗类钞》中摘录过一篇上虞陈燧所作的《村塾赋》，把私塾里的真实情状描写得穷形尽相，其中有一句话记录课堂上的场景：“三尺五尺之童，一楹两楹之屋：到小人国中，自侬居长；在蜜蜂窝裹，由我称王。”对付这些顽皮的孩子们，老师自然是不胜其苦，一来辛劳，为了能够督促学童上进，“如持脱锥而凿顽石，如策跛驴而涉高岗”，二来烦闷，每天坐在课堂里听孩子们死记硬背的朗读声，“如蚊蚋之并集于座，如婴孩之群号于野”。既然又累又烦又不懂得什么教育心理学，本着对孩子学习负责的出发点，只能用“打”的方式来鞭策。所以说，私塾里的体罚只能说教育方法错误，跟虐童是两回事，像陶老师那样疯狂的举动只是极其偶然的精神病发作事件，而真正的虐童往往来自亲人和家属。

三、《桑园寄子》能管用？

“齐化门（今朝阳门）南小街住户某甲，系属旗员，素日酗酒、赌钱、吸食鸦片，最可恨者，为虐待胞侄一事。”此人的哥哥原来在外省做官，民国三年，夫妻二人相继呕血而死，估计是感染上了当时流行的肺结核，他们把自己的家产和一个七八岁的儿子，都托付给了在京的弟弟和弟媳，“临终托孤，语不成声，稍有人心者，亦当加意爱护”。谁知弟弟和弟媳两口子竟歹毒非常，表面上，给侄子的一切衣服装饰，与自己的儿子一致，每天上学给的零花钱也一样，“自表观之，一视同仁，毫无薄厚之分，细考其家庭内幕，孰知令人发指”！每当儿子和侄子一起下学时，他们对儿子笑脸相迎，亲爱周至，而对侄子白眼相加，爱理不理。家里有好吃的，“令伊子独食，而令伊侄参观”。侄子寄人篱下，只能忍气吞声，有时候整天都吃不下饭，向隅独泣，日见瘦弱。“某甲夫妇不说亦不劝，揣其心理，盖欲以善法致之死地也！”

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益世报》上，引起舆论汹汹，很快就有一封匿名信寄给梅蒐，说某甲怎么对待他侄子乃是家事，关你屁事，再要饶舌，小心你的小命云云。梅蒐是老记者、名记者，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匿名信的作者是谁，只轻蔑地一笑。

面对这两起虐童事件，梅蒐想出的应对办法是：“请你听一出《桑园寄子》，当泪潺潺下也！”《桑园寄子》是一出京剧，演的是中原战乱时，邓伯道的弟弟已死，他带着弟媳金氏、儿子邓元和侄子邓方逃难，途中金氏走散，邓元和邓方年纪幼小走不动，邓伯道一个人带不了两个，就把儿子绑在桑树上，带着侄子走了。恰巧金氏路过桑树园，救下了邓元，找到邓伯道，一家团圆……这出剧当然是在激发人们对亲情的眷恋和珍惜，不过指望看一出戏就能改变虐童者的品行，激发其天良，只能说梅蒐一介文人，太过于幼稚和天真了。

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社会怎样对待弱者：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妇女儿童得到应有的保护，残障人士出行畅通无阻……说真的，这些年国家在宣教方面花了不少力气，硬件配套设施也很跟得上，但照样有老人被保姆殴打、盲道被占据或毁坏以及幼教机构爆出的种种黑幕，从网民的反应来看，绝大部分国人对这些现象都痛恨之至，既然如此，能不能在处罚力度上有所加大，起到应有的震慑力度呢？对那些心地狠毒的施害者，纵然无需用两尺长的铜针扎胸，但若是一味指望通过观赏《桑园寄子》来使他们痛哭流涕、重新做人，那就应了电影中常见的一句台词了：“道歉要是管用，还要法律做什么？！”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呼延云）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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