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考取中国驾照。之后的七年，他开一辆租来的破车，带上一本中国地图册，由北京沿长城一路西行，横跨北疆万里，访问城镇农村，2009年他写下《寻路中国》，在美国很畅销。

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张吉人，最早在《纽约客》上读到何伟的文章，被深深吸引。事实上，这位《纽约客》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写下了多篇观察中国的纪实类作品，其“中国三部曲”包括2001年的《江城》、2005年的《甲骨文》、2009年的《寻路中国》，可是它们在中国的出版顺序是倒过来的。

算起来，张吉人是国内第一个引进何伟的人。2011年把何伟带给中国读者，销量超过他的预期。2013年，“译文纪实”品牌正式成立，张吉人和同事陆续把优秀的英文和日文纪实作品带到中国。目前“译文纪实”系列囊括了包括《寻路中国》、《打工女孩》、《少林很忙》、《两个故宫的离合》、《无缘社会》以及《末日巨塔》在内的多部外国纪实文学作品。

视角：从“外国视角看中国”说起

外国纪实文学作品，有个更专业的名称：非虚构。但这是一个奇怪的词，英语中叫“nonfiction”，直译就是“非小说”，它不说某部作品“是什么”，而说它“不是什么”。

“非虚构”的说法，从一开始就带上美式烙印。20世纪中叶，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发表《冷血》，诺曼·梅勒写下《刽子手之歌》，两部作品都以杀人犯为主角，取材于真实案例，采访的深度之强，不亚于写大部头长篇小说，《冷血》的副标题干脆就叫“非小说文学作品”。这种“非虚构小说”写法，在当时甚至被誉为“当代文学的巅峰”。1973年，汤姆·沃尔夫编辑出版了文学选集《新新闻》，收纳了美国不少杰出的非虚构作家的作品。于是，美国兴起了“新新闻主义”或“非虚构小说”的浪潮。

在中国，“非虚构”成为一种写作潮流，大约开始于2010年《人民文学》首创的“非虚构”专栏。当年，此专栏集中发表梁鸿的《梁庄》、刘亮程的《飞机配件门市部》、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和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不少作家开始避开虚构创作，来到都市企业、田间宅头，甚至以田野调查或翻阅历史卷宗的方式，记录现实生活中群体或个体的口述和记忆。

中国非虚构文学图书逐渐增多，知名的有《中国在梁庄》、《我从新疆来》、《巨流河》，还有引起鲁迅文学奖争议的《瞻对》等。与此同时，中信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都开始涉足非虚构文学，中信社还为此创建了一个非虚构类纯电子书品牌“中国故事”。但专门做非虚构图书出版的，似乎还是上海译文的“译文纪实”，它已成为一个固定的丛书品牌形象，从2013年至今打造了一系列非虚构畅销书。

去年，“译文纪实”相继推出《与荒原同行》、《最后的熊猫》等五部国外非虚构作品的译本，成为“译文纪实”系列新成员。事实上，此前无论是何伟的“中国三部曲”，还是2014年的《奇石》与张彤禾的《打工女孩》，都持续引发人们对非虚构的讨论。

但在五六年前，国内的非虚构文学市场还非常冷清，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现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热潮，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九十年代就日渐沉寂，此后一直未得发展。

张吉人2003年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后一直做学术出版，直到2008年才转向大众图书，一直希望做有市场但又具备内容价值的大众书。他所在的社科编辑室，不能做虚构作品，主要做人物传记、科普和历史等图书，而他对美国现当代文学感兴趣，也对《纽约客》、《亚特拉大》等网站上刊载的非虚构作品持续关注。2008年，他引进了第一本非虚构作品《末日巨塔》，该书描绘了“9·11事件”背后的基地组织，作者因之获得普利策奖。这本书印了15000册，基本卖空，张吉人对非虚构的中国市场有了信心。

2009年何伟的《寻路中国》在美国出版，张吉人觉得“一个外国人写当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很少有这样独特的文本”，他陆续引进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本本好卖，《寻路中国》的销量更是超过了20万册。张吉人发现，何伟作品的热销，说明“外国视角看中国”的书有巨大市场。此后，他们继续引进这方面的非虚构作品，但关注领域略有不同：人口迁徙（《打工女孩》）、城市拆迁（《再会，老北京》）、少林故事（《少林很忙》）等，“译文纪实”最响亮的招牌，就是这些“外国视角的中国观察”。

真实：“科学写作”或成非虚构重要一环

此时，张吉人却决定暂停。“‘译文纪实’品牌，并非仅仅想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中国，而是要通过故事进入真实”。

故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怎样的故事可以进入非虚构系列？“我要关心这本书是否提供我不知道的东西，是否带我看见世上我不知道的事”。追求文学性和真实性的平衡，是“译文纪实”挑选作品的标准。

也许因为非虚构的碗太大，才有诸多争议。在国内首先扛起非虚构旗帜的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提到在《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栏目的初衷，坦言当时要发一个作者的自传，却找不到合适栏目，“不像小说，不像报告文学，说散文也不妥当。最后造了个什么都可以装的乾坤袋，就叫‘非虚构’”。至于文学评论界对于非虚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之间的名目纠缠，李敬泽觉得没必要急着下定义，“大家先去探索，跑马占地，播下种子，看看能长出什么再说。”

张吉人也不在意这名目之分，除了“外国视角看中国”，他觉得“科学写作”（国内叫“科普写作”）也是非虚构的重要一环，欧美市场每年都有大量科学题材的非虚构图书。

2015年，“译文纪实”系列的主题是环保，属于科学写作门类。从前，类似《寂静的春天》这样有关环保的自然文学经典文本在国内一直很尴尬，然而这两年随着环境持续变坏，雾霾、水污染、生物多样性恶化这些议题，逐渐进入国人视野。

环保要成为社会热点，需要社会基础和历史机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催生了中产阶级的成形，他们对空气和水质等开始提出更高要求。张吉人认为这样的环境使得环保话题已能够占据公众视线。这一年，国内一部大气污染的纪录片传播效果轰动，成为某种程度上“环保话题”的催化剂。

译文社科编辑室当时觉出，环保已成热点词，且具有市场转化力，于是集中做。2015年五本新书中，四本与环保有关，且各有特色。《最后的熊猫》写野生动物保护，《与荒原同行》写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保运动，《大灭绝时代》写全球生态现场和物种灭绝，而《汤姆斯河》则记录了化工污染和美国的“癌症村”。最终，四本书都销售一空，可见环保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社会性话题。

反思：非虚构阵地的公共信任危机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外国视角看中国”，还是科学写作，甚或其他社会题材，已出版的“译文纪实”作品很多都出自媒体人：记者。虽然李敬泽认为，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文学写作，和新闻特稿不同，但无可否认这个领域和记者群体还是关系紧密。

究其原因，张吉人说，“在国外，很多撰稿人是某领域专业记者，比如法律、社会、科学等，他们把日常受雇于媒体写的文章积累下来，再扩展成书。他们了解这个行业，将素材积累起来打磨成为很好的作品，譬如有人研究恐龙灭绝都能写成一本可读性强的书。但在中国，很少人愿意投身于此。”

所以在中国，也就产生了某种非虚构写作的公共信任危机。青年评论家张定浩对中国当下从特稿生发的非虚构作品存有困惑，也代表了很多读者的心声，“如今我们所读到的非虚构，也许更多意义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非虚构，基于几次采访、几次长谈而成，这与我理解的非虚构不一样。国外作家的许多非虚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跟写作对象朝夕相处。在这样的相处中抓住细节，然后像做电影后期一样剪辑在一起，找出一条线索，给出启示，这是我理解中的非虚构。”

的确，仅靠几次采访就促成的非虚构写作，很难经得起读者的检验。然而，待遇或者大环境或成为中国媒体人的苦衷，张吉人说，“在美国，许多类似何伟这样的作者，在给媒体写稿的同时，也有个人的写作计划。比如张彤禾，本是《华尔街日报》记者，为了写《打工女孩》而辞职，有出版社愿意给她一笔创作预付金，保证其一年正常生活。可是国内很多记者，手头故事多，但既没有时间写，也没有出版社提供物质支持。”

尽管如此，张吉人对国内的非虚构写作，依然秉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欧美社会发展至今，其阶层和文化结构已趋于稳定，没有太多戏剧性故事了，“但中国当下剧烈的社会变革，给非虚构写作却提供了一座‘富矿’”，而“译文纪实”系列的出版，“更是为了刺激中国本土的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阵地在中国能否壮大，除了依靠写作者本身的眼界和技巧之外，出现如《纽约客》这样的发表平台，以及图书市场的成熟，都是吸引更多人加入其写作队伍的关键。

张吉人坚持，非虚构作品的读者增多，会反哺创作。“读者基数上升后，鉴别力也会提高，他们需要更深的洞见，几次采访就写成的作品无疑就要淘汰。而培育读者，不是几家出版社可以办成的，让我们等一等时间。”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柏琳）

责任编辑：文禾

支付宝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