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提出“史无屈原论”的是晚清时期的廖平，廖平被誉为古典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在《楚辞新解》、《楚辞讲义》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屈原这个人”，屈原的25篇赋，“著录多人，故词重意复，工拙不一，知非屈子一人所作”，并不是屈原写的，而是秦朝的博士所作，到了汉代，上层统治者们多来自楚地，好楚音，但又厌恶它们是出自秦人之手，因而假托了这么一个屈原出来。《秦本纪》记载秦始皇好求仙问道，始皇三十六年，曾下诏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其实就是现在的《楚辞》，《楚辞》中多道家语，“离骚”即离绝世俗之意，“骚”就是道家“逍遥”二字的合音等。

随后，胡适在《读<楚辞>》一文中认为：“屈原只是个传说”，在司马迁以前，并无其他史料记载屈原之事，《史记》是第一次提到，但《史记》不可靠，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结尾处，司马迁写道：“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后来汉文帝去世，汉武帝即位，提拔贾谊的两个孙子任郡守，其中贾嘉最为好学，继承了贾谊的家业，曾和我有过书信往来，到汉昭帝时，他担任九卿之职。胡适认为这里有两个疑点：第一，汉文帝之后应该是汉景帝，而不是汉武帝；第二，司马迁死的时候是在公元前90年，当时汉武帝还活着，所以司马迁不可能知道汉武帝儿子汉昭帝的谥号。因而胡适推测《屈贾列传》很可能是汉武帝的孙子汉宣帝时期的人补入的。胡适认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关于屈原事迹的记载也多有矛盾之处，总共有五个疑点：第一，文中先说屈原被王疏远，“不复在位”，后又说他出使齐国，进谏大事，前后处境不符；第二，前面说他出使齐国，进谏大事，并没提到被放流之事，而后面又突然说他“虽放流”、“迁之”，又是地位上的前后不符；第三，屈原进谏所说的话“亲虎狼之国，不可信”，在《楚世家》中，是昭雎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怀王悔，追张仪不及”等事；第四，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是“秦割汉中地”，而同一件事，《张仪传》却说“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黔中还是汉中，史记中的记载不一样；第五，前称屈平，后半忽称屈原，变化称呼可疑。胡适认为屈原的形象是一个理想中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有的，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朝秦暮楚”、“楚材晋用”，很少有这样的忠臣老老实实待在一国，忠侍一君的，因而屈原只能是汉儒们树立的一个“箭垛”，是大家拼凑起来的一个榜样式的人物。胡适最后推测说：“大概楚怀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伤心的事。故当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后来亡秦的义兵终起于南方，而项氏起兵时竟用楚怀王的招牌来号召人心，当时必有楚怀王的故事或神话流传民间，屈原大概也是这种故事的一部分。在那个故事里，楚怀王是正角，屈原大概是配角，—— 郑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后，楚怀王的神话渐渐失其作用了，渐渐消灭了，于是那个原来做配角的屈原反变成正角了。后来这一部分的故事流传久了，竟仿佛真有其事……”

此后的学者做了比廖平、胡适更为详细的考证，如胡适的弟子何天行《楚辞新考》认为：屈原这个人物实际是不存在的，屈原的名字在先秦任何典籍中都不见，因而他只是《楚辞》编者刘向或刘歆所虚构的，《离骚》的作者很可能为淮南王刘安，《离骚》中与《淮南子》的表述相似之处有10 余处之多，而《淮南子》的总编辑正是淮南王刘安，此外，《离骚》中使用了许多“修”字，如“灵修”等，共18次，据高诱《淮南子叙目》“安以父讳长，故其所著，诸长字，皆曰修”，刘安的父亲叫刘长，为了避讳父亲的名号，《离骚》中的“长”字多用“修”代替，等等。卫聚贤《 <离骚》>底作者——屈原与刘安》尽管完全赞同何天行“屈原否定论”的观点，但他也提出了诸多不同于何著观点，如他认为汉人伪造屈原之名不是刘向而是贾谊，贾谊在《新书· 道术篇》中说:“其为原无屈，其应变无极”，贾谊受了冤屈，被流放长沙，想假借一个人凭吊自己，“冤屈”改作“原屈”,但长沙在楚地，而楚地有屈姓而无原姓,因而大概也就将“原屈”改为了“屈原”吧。五十年代初，朱东润先生两个月内连续发表有关《离骚》的4篇文章，认为屈原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的，但与楚辞作品与传说均无关系，《离骚》为刘安及门客所作。

而在否定屈原存在的同时，闻一多、郭沫若、陆侃如等人则力证屈原在历史上应确有其人。他们对胡适等否定者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郭沫若在《屈原研究》指出：“廖、胡两位，特别是胡适，对于《屈原传》所提出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犀利，但仔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不能成立。”如胡适提出的究竟是黔中还是汉中的矛盾，郭沫若说“第四大疑问中的黔中和汉中，是胡适太着急，把原书看脱了一半。《张仪传》上是说‘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顷襄王二十二年, 才为秦所取。‘武关外’便是指的汉中,三篇文章并没有冲突。只是《张仪传》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实，后来楚也没有给它，不用说武关外的汉中也没有到楚国手里”。此外，随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离骚》残简的出土，证明《离骚》至少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开始流传，汤炳正先生的《<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再评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对刘安作《离骚》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辨正。

双方争论的最为核心的一个焦点就是除了《史记》，关于屈原的记载，至今，都没有更为原始的材料出现。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一个人，从战国死后到西汉司马迁再次提起的百年间，历史上的记载居然是空白，这似乎不科学。司马迁写屈原的传记究竟有没有依据呢？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中重点焚烧的正是列国的史书，但汉兴以后，“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不断有民间藏书从墙壁的夹缝中被发现，司马迁写史记的精神是非常认真的，其必有依据，他在《自序》中说到“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收集了大量的古书，有学者曾特意考证他当时可能看到的书，以及之后随着时间流逝而消亡的参考书，他能看到的史料，我们看不到，亦属正常之事。在《屈贾列传》中，他又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可见，他还亲自走访了屈原自沉之地。从民间的口口传说听来也罢，从搜集来的书看来也好，太史公都有可能了解到屈原的事迹，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说明《屈贾列传》为司马迁或者其他人所杜撰，因而不应轻易否定掉屈原的真实存在，聂石桥先生的《屈原论稿》对屈原生平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廓清，足资参看。

秭归屈原故里的屈原塑像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赵九九）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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