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诠释的花木兰的故事、中国龙的故事、温馨的家的故事……在日前举办的全球规模最大的童书展——博洛尼亚儿童书展上，“中国故事”系列图画书展现了一种可能：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插画家携手合作，通过美好的绘本、精彩的故事，为孩子构筑起通往明天的路途。

传统故事：如何讲出新意？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与英籍华裔插画家郁蓉联袂献上的《我是花木兰》，用现代手法传递出浓郁中国味道。

如何把一个家喻户晓、被无数艺术作品诠释过的故事讲出新意？这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作家秦文君感叹：短短一千字构思、创作了四年。

为了完成创作，秦文君查看了几十万字的文献资料，走访了木兰故里、寻访古战场遗址。秦文君一遍一遍听豫剧，从常香玉的一句“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找到了浓郁的情感力度，从豫剧豫东派马金凤的演唱中找到了洗练明快的叙述风格。

秦文君几易其稿，确定了主题：写出木兰的干练、勇敢和对美的向往。写作手法也比较新颖，从当代一个小女孩的梦开始，今古两条线有交叉有分离，最后融合在一起。

插画家郁蓉用平面的剪纸加立体的铅笔素描技法进行创作，以动物、小游戏贯穿其中，让花木兰的故事更加立体、具有互动性。除了表达了花木兰本身这个故事，也特别植入了花木兰对美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郁蓉说：“《我是花木兰》的核心是什么，一个字：美！”

郁蓉说：“整本书的色彩安排上，木兰从军前和返乡后，颜色丰富多彩，体现了美丽醉人的生活场景。从军的十年，我把颜色简化了，只用了深蓝色、棕色代表木兰的军队和柔然的军队。再加上粉红色、红色、金黄色分别表现了木兰战袍的颜色变化，木兰从一个小兵卒，到屡建战功，随着她的职位的不断提升，我用粉红色、红色、金黄色表现木兰的战袍随职位的变化而变化。”

在图书的最后一页，做了一个非常现代的表现手法，把自己和秦文君以及很多专家与朋友也加到了画面里，如果读者仔细看还能发现邓亚萍在花丛中打乒乓球呢。

如果说秦文君和郁蓉合作的《我是花木兰》演绎了一个中国小女孩化身“花木兰”的梦想，那么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于大武的《一辆自行车》，则描绘了一个北京胡同小男孩的成长经历。

于大武在创作中体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北京生活的细节：胡同里的公用水龙头有人在挑水，扔沙包滚铁环玩耍的小同学，玩布娃娃的小妹妹，妈妈的洗衣板，养着各种盆花的小院，花架上的蝈蝈笼，砖雕的门楼，墙壁上的涂鸦以及街上叮当响的有轨电车……京味、历史，就在每一个生活细节的纹理中。 

挖掘“爱与生命”的永恒主题

“中国故事”系列图画书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不同角度阐释“爱与生命”的。母亲与孩子关系的主题具有全球性，这一系列有多部作品表现母子关系，各有特色。

《妈妈的油纸伞》表达了战争时期中国儿童的情感，用含蓄内敛的方式传递伟大的母爱对生命的滋养。

该书的绘者是“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安徒生奖评委会评委安娜斯塔西娅·阿卡波娃女士。

去年夏天，她前往该书创作背景地——武汉，实地考察了保存至今的19世纪40年代风貌的街道和建筑，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帮助了她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的情感。但在创作中，她并没有进行纪实性描述。因为《妈妈的油纸伞》文字是象征性的、诗意的，所以她的画作也用写意的方式，尽量保持事实和诗意的平衡。

《妈妈身上的树林》的作者梅子涵说：“对孩子来说，很多的漂亮、美丽最初都是来自母亲，而很多的力量都是来自父亲，可是很多孩子会视而不见，正如同也看不见父母的辛劳和爱一样。要教会孩子看见。父母、家庭不仅是他们童年的树林，甚至是他们的一生，哪怕走遍天下，最终，最安逸、温暖、自由的感觉，依旧是在这棵大树上。”

曾经担任2012年和2014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的玛利亚·耶稣·基尔女士用《我爱妈妈的自言自语》为例谈了在中外艺术家的合作中，文稿与插图应当怎样交融。

《我爱妈妈的自言自语》是中国作家金波的诗集。在这本诗集中，母亲是滋养者、保护者、庇护者。金波讲述了母亲和儿子之间的爱和分离。这种分离不是悲伤，而是让我们看到孩子的成长，变得有创造力。

在西班牙插画家阿方索的画作中，母亲成为万物的生长源头。这不是阿方索第一次为中文文稿做插画，但他还是认真地学习中国文化，尝试从自身的文化视角诠释金波的诗歌，并将其提升到全球性范畴。

如何表现父子关系，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白冰创作的《爸爸别怕》别有新意。白冰谈到《爸爸别怕》的创作过程：“世界上有种兔子草，开白花，像兔子的耳朵和脸。我常常想，动物吃了这种草，会变成小兔子吧？”这是个很好的图画书的创意。

于是，他写了《爸爸别怕》这个故事：“熊爸爸带着小熊去找食物，遇见蛇、鳄鱼，熊爸爸总是保护小熊。熊爸爸误吃了兔子草，变成了小兔子，小熊哭着赶跑了老虎和蜜蜂，保护了爸爸，在这种大变小、小变大的生命历程中，小熊变成了一只真正的熊。”

《爸爸别怕》里不仅有父亲对儿子的爱与呵护，也有儿子的回馈，写出了生命的互相支撑和生命的延续。 

好故事无国界

中外作家、艺术家合作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插画家在创作的时候都有一个学习中国文化并从自身的文化视角理解中国文化的过程，最后用一种特色鲜明而易于理解的方式实现跨文化交流。

南非插画家皮亚特·格罗布勒先生说到和中国作家葛冰合作《小小和泥泥》时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就是对中国龙进行的插图创作。

他借助互联网研究各种各样的龙，发现中国龙和西方龙很不一样，在西方民间传说中，龙看上去更像胖胖的、长着翅膀的恐龙，龙往往是人们畏惧的动物，有时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要被士兵或王子征服或者杀害。而中国民间传说中，龙长着虎牙、鹿角、鱼鳞、蛇身和鹰爪，是风调雨顺的守护神，象征善良、勇气和力量。

他最终在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编辑寄给他一些中国龙的图片中反复斟酌，最后确定了一个比较满意的主角，画出了一个既有威仪又让读者觉得亲切的形象。皮亚特说：“故事围绕中国民间传说展开，最初从西方观点来看，它似乎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然而随着插图进程的推进，我意识到了故事的本质——忠诚和真正的友谊应建立在跨文化共享的价值观之上。”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比利时作家瓦力·德·邓肯与中国插画家熊亮合作了《年和男孩》。他讲述了对“好故事无国界”的理解。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希望我完成一部新书，而创作灵感需要来自中国传统故事。这是一个挑战。我读过许多不同的经典故事，最终我选择了 年 的故事。”

这次合作与交流对他的触动很大，他认为：“可能最终证明一种文化是如何丰富另一种文化的。”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李峥嵘 )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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