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自由霸权战略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

自由霸权战略是一个代价高昂、消耗巨大、自相矛盾的大战略。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美国带来了极为安全的地位，这让自由霸权战略形同虚设。美国曾斥巨资来维持自身的全方位军事优势。为了确保同盟的富裕和繁荣，美国殚精竭虑对从史至今的敌人，甚至日后的潜在对手进行威慑。为了重组他国的国内政治结构，美国不惜发动战争，通常情况下，这些国家都是弱国，对美国或美国的利益几乎构不成威胁。自由霸权战略并没有使美国更加安全。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军事存在以及频繁诉诸武力的行动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

第一，美国的行动正在引发他国的反抗行为。美国引起了世界上中等规模霸权国家或大或小的反抗行动，这些行动增加了美国的成本，意图削弱美国的优势。其中大多数行为并未实现真正的“均衡”，反而成为一种反复而持久的阻碍。然而，中国正发展其潜在的经济实力，发展真正的均衡体系，并且正在加强其军事力量。这正是竞争性等级体系的本质：一国的自我防御行为通常是对他国进攻威胁。因此，很难分辨出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有多少成分是为了维系均衡状态，又有多少成分是崛起中大国普遍的军备升级行动。同时，作为传统大国的俄罗斯，有理由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恐惧，尽管俄罗斯经常与中国联合行动。这看起来似乎更像是传统的均衡。所谓的“流氓”国家也会竭尽所能发展自身的实力——其中一些是蓄意危害他国的行为，但有些则是为了制衡未来美国的干涉行为。其他国家正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实力，似乎大有赶超美国之势，如果美国仍然充满活力，国际体系将会向着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当其他国家发展自身实力之时，自由霸权战略的成本就会更加巨大。

2016年5月23至28日，中俄两军在俄罗斯国防部空天防御部队科研中心举行“空天安全-2016 ”首长司令部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

以色列的政策导致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了负面形象

第二，盟友对美国大战略的普遍反应一直是“搭便车”或“鲁莽的驾驶”。自二战结束以来，多数盟友减少了依靠自身的防御努力。在欧洲，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来自俄罗斯的直接威胁很难被察觉。尽管如此，美国始终对北约盟国不离不弃，放弃自身防御的努力对欧洲国家来说更为便利。日本则更擅长搭便车的行径。尽管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屡次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担忧，引人注目的是日本仍然保持过低的国防开支。美国强烈呼吁盟友——要求它们增加国防支出并进行更为有效的国防努力——其中多数未能如愿，实现达成合作的目的。自由霸权战略的倡导者或许认为，这反而为继续实行自由霸权战略提供了借口。美国那些信奉自由民主的盟友不太愿意自己“照顾”自己，所以美国必须“照顾”，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忽视了一个事实：由于穷奢极侈的美国做出了保障盟国安全的承诺，它们就把防御决策建立在美国的承诺之上。除非美国确定降低安全承诺的标准，否则它们绝不会付出更多努力。对于欧洲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对欧洲大陆安全状况进行简单估计的结果要比美国的估计好得多。因此，盟友在防御上的缺失意味着美国将承担更多的责任。

美国盟友的“鲁莽驾驶”行为同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盟友很清楚，美国最终一定会为各国的安全付出军事努力，它们制定的政策不会给美国带来益处，最终反而会成为实际的军事开支。以色列是最简单的例子；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政策导致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了负面形象，使美国对抗基地组织和制约伊朗的斗争更为复杂。很多人会觉得，以色列的政策会对其本身不利。美国的军事支持降低了以色列执行这项政策的成本。诚然，由于以色列人只能承担部分财政成本，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很可能降低了以色列国内潜在的反美情绪。要想把以上政治成本细致地转化为美国的安全成本并非易事。只有美国的外交官和士兵能够证明，以色列的政策导致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更为艰难复杂。

2009年1月6日，美国反战人士在俄克拉荷马州游行示威，抗议以色列进攻加沙。示威者在旗帜上将犹太人的标志大卫之星和纳粹标志画在一起。

美国为镇压伊拉克叛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另一个“鲁莽驾驶”的案例就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镇压叛乱和国家建设的行动中美国所支持的政治势力。美国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和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的关系表明，由不同霸权国支持的多个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镇压叛乱的成功取决于有技巧的“最佳实践”和政治解决这对组合拳。但美国支持的政权主要的兴趣点在于始终能够执掌政权。此外，这些依赖美国的国家在自身的军事改革上非常懈怠，因为美国永远会保证它们的安全。如果美国在与它们的敌人打仗，那么它们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搞好与国内朋友的关系上。如果开始与叛军进行谈判，他们对于能够达成于己最为有利的方案持有同样的兴趣。政治安排与可以赢得“心灵和思想”的内部改革背道而驰，也与协商解决相互违背。这给来自外部的军事努力带来重负，在以上的案例中指的都是美国。最终，这也表明军事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徒劳的。

2012年9月16日，巴基斯坦一个伊斯兰政党的支持者在伊斯兰堡举行示威活动，抗议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美国影片《穆斯林的无知》。该影片在中东地区引发了猛烈的反美抗议风潮。

第三，自由霸权战略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敏感性。民族、种族和宗教在当今世界依然是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地区。身份政治给自由霸权战略提出了三个宏大的问题。首先，世界上部分地区存在着强烈的反美情绪，这种情况在阿拉伯世界尤为突出。其次，很多国内暴力都与身份政治息息相关，这使美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更加复杂，而建立自由制度是维和、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权利共享在书面上比较容易实现，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波黑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表明了，以“协商民主”方式来解决身份政治引发的内战异常困难。

最后，美国在伊拉克的经验教训以及目前的阿富汗状况都表明，即使少数扎根于当地社会的武装分子，一经煽动也能够以较少的资源蓄积成为破坏力极强的暴力抵抗运动。尽管这些社会成员中的很多成员，或许其中的大多数成员会对暴力反叛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尽管如此，当地士兵仍然坐拥主场优势。美国成功地镇压了伊拉克叛乱，却只建立了能力有限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打造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治理体系，但是我们不应受这些行为蒙蔽，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因为美国为之付出了高昂的生命和财产代价。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巴里·波森）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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