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儿过年？这个问题总能噎住我。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答案似乎都很简单：和父母过、和老婆、老公、孩子过。我总是那个例外。今年，也不例外。这句话倒向绕口令。关于过年的问题，也像绕口令一样缠住了我。

有一天，老牟突然问我：“你在哪里过年？”他大概听到周围的人在议论着春节怎么过、什么时候回家、买哪天的飞机票、抢哪天的火车票。他的无心一问，我又开始陷入了新一轮的莫名恐慌中。

我努力回想着这十八年来每个春节的点滴，我刻意让自己想起一些细节，好证明自己曾经这么一年又一年地走过，又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抛弃过去的冷寂、孤独。

十八年来的每一个春节，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考验我究竟有多坚强，也检验着我的抵抗力。在外人眼里，我是极其要强的。无奈，过年这种事，是我的软肋。

18年前的冬天，父亲意外过世。母亲早在我高考那年的春天就走了。我顿时成了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失去了一种心理依托，成了一棵浮萍。虽然我有众多姐姐，但你知道，姐姐始终是代替不了父母给的根。很快，我也因南德案件失去了自由。从那以后，我恐惧过年。

这种恐惧到来的程度和速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在看守所里过了两个春节。在那种情况下，过年连仪式都不是。我极力想要保持自己的骄傲。

大年初一早上，我会由里到外换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在有限的衣服中挑出最漂亮的。漂亮的新衣服可是我心里对美好新年的全部想象和回忆。

小时候，妈妈随旧俗：过年要穿新衣服。我们总是赶在年三十晚上之前洗头洗澡，整个人焕然一新，然后配上大年初一的新衣服，从头新到脚。记忆中的大年初一的打开方式是：一睁眼，就能看见整齐叠放在床头的新衣服，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准备好的，那种惊喜能延续到下一个大年初一。

看守所里可没有这些。更让人崩溃的是，看守所里的冬天没有足够的热水供应，我哪里能洗头洗澡像样地过个年？我不服气，我非要给自己过个年。

临近过年，监室的热水会稍微分发得多一点，每个人分到大半盆热水（平时只能有四分之一盆都不到的热水）。只有一个蹲坑，蹲坑上只有一个水龙头，所以同监舍的六、七个人只能排着队地依次洗。我一直保留着长发及腰的习惯。头发长、费时多、热水少。我就主动“抢”着最后一个再洗，没人跟我抢水，也没人跟我抢位。只是，轮到我洗的时候，热水变成了温水。我在那两年发明了冷水洗头（不含头皮部分）+干洗澡的程序。那点宝贵的热水，只有靠近头皮部分的头发才可以享用，头皮之外的头发，就只能冷水伺候。等头发泡沫全部冲干净之后，再全部放进脸盆里过一遍，就像捞面一样。这样，所有的头发也就暖和了、干净了。

淘过头发的水也不能浪费：浸满毛巾，拧个半干，开始擦身，然后打肥皂，一样可以起很多泡沫，然后使劲用毛巾不停地搓全身。这样的话，牙齿还是会不停地打寒颤，我会哼些小曲分散寒冷带来的不自主的颤抖。摩擦生热，慢慢地，身子就开始暖了。搓到浑身有了热感，赶紧将沾满肥皂的毛巾用冷水先冲洗干净（冷水是可以随便用的），再沾上热水，拧个半干，开始擦身。如此反复四、五遍之后，身上已经干净光滑一垢不沾了，我竟然还能感到热意。那种浑身起热的感觉，在当时是极为奢侈的一种享受。在我前面洗完的人齐刷刷地坐在木板通铺上盯着我看，看得她们直打哆嗦。我却美得乐滋滋的。就像小时候得了很多压岁钱，想要藏起来的感觉。

看守所里度过的第二个除夕夜，我哼着小曲洗着头，准备迎接新的一年。猛一抬头，看到窗外开始飘起了翩翩雪花。一股热流迅速趟过我的身子，时间仿佛静止了。这个场景后来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除夕夜，冷水澡，雪花飘……

这是怎样的一种错位人生！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遭遇何种不公，我总告诉自己要像那晚的雪花一样，即使飘得冷冷清清，也要踏踏实实地落地。那一刻，有一种成就感。

我似乎在逃避着过年。无论怎么往前追，都追不回记忆深处的年味。所以我常常独自一人在北京过年。虽然是租住的房子，但年是我的。我依然会沿袭母亲的过年传统：认真地打扫干净屋子，贴上福字和窗花。我喜欢窗明几净的感觉，人生不也是要清清白白嘛！除夕夜，我会给自己做点好吃的。美好的食物带动胃的快感，心也会跟着雀跃起来。于是，我专门做开胃的年夜饭：麻辣香锅。喝杯红酒，亦醉亦醒。

这些年的“年”，回想起来，既有刺骨的冷、锥心的痛，但也有放下一切傻到极致后送给自己的几丝温馨。

我害怕听到别人问我：今年过年去哪儿？

哪里给我有家的温馨，我自然就会在哪儿。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夏宗伟）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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