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韦伯政治思想的德国脉络

韦伯坚定支持德国的强权政策与帝国主义扩张

政治思想必定呼应着现实政治的困局。韦伯的“普遍历史”观点迫使他放弃了早期自由主义的自然法形而上基础，但他身处的特定历史情境——后进德国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崛起——则对他的自由主义信念构成了新的挑战。身在德国自由主义传统中，如何回应德国的崛起大势？德国的崛起有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的价值并存？这个现实的课题，对韦伯的政治立场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的政治观点纠结繁杂，从其成年到去世的三十年间也有变化发展，但从蒙森的叙述中可以见到，他在两个关键议题上的立场相当一贯，在今天也特别令人不安。一方面，韦伯自许为自由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坚定支持德国的强权政策与帝国主义扩张。另一方面，韦伯虽然支持议会民主体制，但他并不相信人民当家做主的可能，也不认为议会本身具有主动、正面的政治功能；相反，民主制度对他而言是一种工具：民主有利于发展民族国家的实力与声望，更能够培养卡里斯玛型的领袖，让他们利用民主过程取得民意支持，实现“民意认可的领袖民主制”。前一个主张，似乎与德国在先后两次大战中的行径若合符节，验证了世人关于德国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的印象；后一个主张则将民主制度工具化、民粹化，“人民认可的领袖民主”一词更让人联想到纳粹的“领袖原则”。身为自由主义者的韦伯，为什么会发展出如此非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难道韦伯竟然是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兼纳粹独裁者的理论先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新一代的德国学者为了纳粹浩劫痛定思痛，急切需要回到战前寻找遭纳粹中断的德国民主传统。

这个问题当然高度敏感。本书的第一版1959年在德国出版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其间的争论，蒙森在本书1974年的第二版前言中颇有感叹，并附加了一篇《后记：马克斯•韦伯新解》，做了大略的回顾。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新一代的德国学者为了纳粹浩劫痛定思痛，急切需要回到战前寻找遭纳粹中断的德国民主传统，自然会把世纪初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韦伯视为先行者。但是蒙森这本书“把韦伯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立场称之为他的基本政治立场，必定会产生令人恼怒的影响，而证明马克斯•韦伯支持议会民主秩序是为了服务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权力，这尤其会令人激愤”。一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言，这类说法使“新生的德国民主失去一位‘创始人’、一位显赫的鼻祖和一位天才的代言人”。

韦伯在国族的发达与个人的自由之间努力追求整合

韦伯究竟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对纳粹废墟中幸存的德国知识人而言，涉及如何叙述德国的民主系谱，关系自然重大。不过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类政治价值之间的紧张，以及求取调和的必要，本来即是十分棘手的议题，到今天依然如此。纳粹之后几个世代的德国人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等人发展“宪政爱国主义”，仍在试图回应这个问题，即可知问题并未消失。在这个方面，由于韦伯认为国族的发达与个人的自由这两项价值不可偏废，他在两者之间追求整合的努力也就特别具有启发性，促使读者深思。

蒙森批评韦伯终究没有维系住自由主义价值的独立与优先，偏向了民族主义，称他为“灰心的自由主义者”，固然是爱深责切；但近年的诠释者如边沁（David Beetham）与贝拉米（Richard Bellamy）则认为自由主义仍是韦伯思想的核心价值，只是由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悲观论断切断了退路，迫使他必须从强权国家与精英主义的“现实”角度思考个人与制度的自由可能性，笔者相信这应是比较持平也比较积极的诠释。无论如何，对本书的读者来说，这个棘手的议题将是极大的挑战。

1945年5月2日，柏林之战后，苏联士兵把苏联国旗插在德国国会大厦楼顶。

话说回来，韦伯并不是在真空中衡量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轻重短长。无论民族主义或者自由主义，都只是他回应德国崛起问题时的参考坐标。当前中国也正处在“大国崛起”的历史时刻，韦伯当年如何看待德国的“大国崛起”，对中文读者应该更能带出切身的问题意识。毕竟，英、法、美几个“先进国”相对成功的崛起，以及德国、日本等“后进国”的毁灭性的崛起，都是鲜活的历史教训，借鉴这些先例的成败经验当然是必要的。也因此，了解并检讨韦伯的政治观点，无疑有其切合时局的价值。韦伯时代的德国，国力快速成长，经济向外扩张，国际冲突频仍，构成了典型的“崛起”态势。他所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思考“崛起”所需要的社会与政治条件，在保守力量（“容克”地主阶级）与革命力量（新兴的工人阶级）之外，寻找一种真正能够领导、能够推动德国崛起——并且能够带来进步意义——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是思考“崛起”的伦理─价值内涵，要求德国的崛起能够实现某种高于军力与财富的“伦理”理想。这两方面的问题，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必须面对。蒙森强调，韦伯之所以鼓吹德国成为“权力国家”，积极参与欧洲强国之间的角逐，而又鼓吹国内的议会化与民主化，最终都是为了让德国担负起身为“大国”的责任。我们在读蒙森这本书的时候，也应该特别关注韦伯如何理解“大国”的历史角色，以及这种角色所提出的伦理要求。

2、韦伯的根本局限

韦伯的根本局限在于其无法信任稳定的社会与政治制度

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书中曾指出，严复所接触到的西方文明包含着“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与“社会─政治理想主义”两个面向，前者鼓舞个人与社会尽量发展自身的能量，达成韦伯意义下的社会─经济的“理性化”，后者则追求自由、平等等涉及人际关系的道德理想。前者促成了严复的富强观念，后者则构成了严复的自由主义。接着史华慈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追求富强与追求道德意义上的理想社会，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严复受到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影响，把自由主义视作追求富强的手段，史华慈认为正好忽视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个人自身即是目的。这种用浮士德精神涵盖“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思路，对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过史华慈相信，“富强”与理想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对中国知识分子、对今天的西方，乃至于一般而言对各种思潮（包括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仍然没有解决的难题。

严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其“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有重要影响。

在韦伯政治思想的脉络里重提史华慈的严复研究，并不是想在严复与韦伯之间擅做比附，而是想要借史华慈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精神”观念，凸显韦伯的深层价值取向。对正在阅读韦伯的读者来说，史华慈的笔下的严复，包括严复将自由主义从属于富强目标，是不是似曾相识呢？普罗米修斯象征以人为名义向神挑战的人文精神；“浮士德精神”一词来自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原意即指一种不惜一切（包括与魔鬼交易）追求“力量”的精神；两者泛指西方近代文明的代表性格。细读之下，史华慈笔下形容浮士德精神的关键价值字眼——“活泼，积极追求目标，能量，自信，以及实现一切潜能”——不正是韦伯寄望于个人乃至于民族文化所能够达成的最高特质吗？

换言之，韦伯的深层价值观，并非局限在韦伯本人或者德国一国的思想传统，而是当时韦伯[（1864-1920），与严复（1854-1921）恰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弥漫广远的一种思路。史华慈所谓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精神”，大体上对韦伯也适用：他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对于现代国家富强机制——官僚、制度、武力，以及经济与产业各方面的“理性化”——的肯定固然如此，但他所向往的高贵个人，也十分接近“浮士德精神”的基本特色。在这种精神取向的引导之下，韦伯会致力于追求强国伦理与个人层面上的强者伦理，似乎并不意外。这两种伦理在价值观上的亲近甚至同源，不仅注定了韦伯的自由主义在面对德国民族主义的富强诉求时，无法构成有意义的对抗，反而让他相信德国的富强与扩张，有利于德国资产阶级发展自由主义所向往的人格。韦伯（以及严复）对于个人的自主价值有着深刻的信念，但是韦伯对个人价值施加精英主义的解读，结果他始终无法信任稳定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以便在民族的富强要求，与个人作为一种独立、内在的价值之间，维持稳定平衡的关系。我们在理解韦伯政治思想的时候，必须要掌握他的这个根本局限。

中国的思想者必须在富强目标之外另行建设进步史观

话说回来，在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势之所归，有其必然，也有其必要。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承认，中国崛起所代表的意义，崛起后的中国准备扮演什么样的世界角色，还是相当模糊的。今天的中国还可能沿着严复一代人的思路，以单纯的“富强”界定崛起吗？显然不行。那么在追求集体富强之外，中国的思想者对于必须独立于富强目标而另行建设的价值观、进步史观，是不是能够摆脱前几代人“救亡”的悲情，开拓更温润、沉静、善意的思考呢？如上面所言，当年韦伯对于德国的崛起提出了关键的诘问，却未能摆脱浮士德精神的禁锢，用权力意志之外的道德资源去发展具有平等、进步意义的答案。

不过韦伯的政治思考仍然包含着深刻的反思，例如他认为“权力”虽然在道德上中立，但是“使用权力”却必须受到道德的制约；例如他懔于权力的伦理暧昧性，所以强调强权国家的领导人格外需要现实感以及踏实的责任意识，强国国民也特别需要“政治成熟”，能够判断自己国家的真正利益何在。提出这些问题，说明他并不是狂热短视的国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而是能够用踏实、理性的态度去分析国家所面临的利与害。不幸的是，德国从俾斯麦时代开始的崛起，最后竟然终结于一场人类浩劫，德意志民族几乎灭亡，世世代代背负着历史罪孽的烙印。没有人能说韦伯需要为身后德国的历史惨剧负直接的因果责任，不过他受制于自己对普世性的理性文明的悲观，以及相应的英雄崇拜，没有积极召唤德国国民身为一个大国主人(Herrenvolk)的责任感，更没有培养他们掌握国家命运的信心与能力，也就是不曾在国民身上结合国家主人应有的责任伦理与爱国情操。结果一旦具有魔性力量的民粹领袖出现，人民激情跟从，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双双变成集体痴狂的祭品，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也双双付诸一炬。我们重温韦伯的政治思想，不能不引以为戒。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钱永祥）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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