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理论水平不高

记者：回顾这些年的研究和著述，感觉你是在尝试建立一套自己的，可能也是本土的理解中国历史的方法。其中一个很显明的线索是创造新的概念，诸如潜规则、血酬定律，以及最近的官家主义，都是如此。那你认为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为什么需要新概念？怎么看待以“概念”作为切口的历史研究方法？

吴思：概念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基本工具，没概念你就没法说话，没法交流，而概念不清通常就意味着思维不清，表述不清，理解不够深。概念清楚，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明白——规律、定律明白，这是做理论的基本功。生产知识，也就是创造概念和发现规律，然后传播知识，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核心工作。有了清楚的概念，你才能创造出准确知识，才能传播出去。

吴思在其著作中提出的“潜规则”概念，因富有解释力迅速被人们广泛接受。

在儒家原有的知识体系里，早就生成了一堆概念，与潜规则类似的概念也有，即陋规。这套概念在他们早先的世界里是大体够用的。但西学东渐以来，很多外来的概念和理论，译成现代汉语进入了中国，套用到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描述中国，比如封建主义、封建地主、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这就产生了一些偏差，外来概念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偏差。

此后，我们又通过大规模社会运动来实践这些概念和理论，结果，中国原来没有的现实，你根据这些译介的概念给造了一个。但这些概念与制造出来的现实之间，并没有因此就契合了。它们之间充满了变形和混乱，这是又一重偏差。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创造了公有制和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真是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企业吗？它们与传统上的官办企业有什么区别？官企雇员与无产阶级有何异同？与士农工商中的工匠或工人有什么不同？

在语言层面上，我们用白话替代文言，用现代汉语替换古汉语，在这个过程中又丢失了一些文言表述，这也加剧了我们在概念上的缺失和贫乏。

新文化运动主张用白话替代文言写作，这加剧了概念上的隔阂。

总之，中国的理论水平不高。且不谈政治或思想禁锢问题，在根基上，我们就是问题多多，欠缺大规模的知识转型和知识创新。这是更基础性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是基本功，就是先把概念说对了，与现实大体吻合，定义清楚。我觉得这些事现在还没完成，还在混乱之中。你看，我们成天说左派、右派，西方人就未必明白：你们的右派明明是我们的左派嘛，你们的左派明明是我们的右派嘛。显然，先把概念界定清楚，创造一些概念，或者澄清一些概念，弥合概念与事实之间的脱节，才能对外交流而不至于制造误解。

概念清楚了，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发现规律，深入讨论这些概念所描述的那些东西怎么生成、如何演变。

作为生存策略，暴力掠夺比生产更悠久

记者：按你的理解，概念与现实之间这种紊乱，在当下尚未得到很清晰的梳理，因此需要创造新的概念，重新来缝合概念和现实。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思路上你具体是怎么展开研究工作的？

吴思：我们可以具体说说官家主义。

我们有很多概念来描述从秦汉到清的中国社会，标准的说法是封建主义。按照古人的意思，或者按柳宗元《封建论》的观点，秦始皇一统天下，废封建、立郡县，封建主义已经被废除了。原先像周朝那样下面一堆小王，上面架着一个大王作为共主的封建制度，类似商会那样一堆小老板拥戴一个大老板的结构，已经被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替代了。郡县制好比垄断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大股东，各级官员只是代理人。公司制度当然不同于商会制度。所以说，封建主义在古汉语里是一个意思，在现代汉语或中国当代官方史观里又是一个意思，很不一样。当代中国官方史观把公司与商会混为一谈了，古汉语没有。

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封建主义就被废除了。

那么，如果不肯混淆的话，从秦始皇废封建到清朝灭亡之前这段历史时期应该叫什么主义？叫郡县主义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郡县是一种行政区划，郡县衙门只是两级行政部门。还有人叫专制主义。但是，在封建主义时代，封建贵族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也很专制，王在法上，权力不受制约，这个概念与封建主义如何区分？

又有人说，应该叫皇权专制主义。这个说法不错。但皇权之下，有条条块块的各种衙门，它们制定了很多部门法规、地方法规，还有官员个人发展起来的潜规则。有时候，土政策和潜规则的力量比王法还管用，这种时候，皇权专制的叫法也就不够准确。

一开始，我很想把秦汉以来的官僚帝国叫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有非常确切的含义，讲的是一种国际关系体系，而不是国内政治体系。找不到合适的概念，没办法，就要发明一个概念，我提出来的就是“官家主义”。

帝国主义讲的是一种国际关系体系。

我们都熟悉官家这个词，在汉语词典，它有三个释义：一是皇帝，二是官府衙门，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社会当家作主、主持制定规则的，就是皇帝、衙门和官员这三个主体。

不过，这个概念，与中国当前的主流史观相冲突。官家属于上层建筑，皇帝是合法暴力的拥有者，因此拥有最高决定权，至少拥有最后否决权。暴力最强者可以立法定规，这个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在经济决定论之外引进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暴力要素。在官家主义社会里，暴力要素对政治经济的影响之大，超出了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

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暴力掠夺的历史非常悠久，比生产劳动还要悠久。在我们的猿人祖先会生产、会种地之前，他们早就会抢劫。所有生产行为的出现，隐含的前提就是暴力掠夺不合算。因为同物种之间抢劫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还不如自己生产，这才慢慢开始辛辛苦苦种地。

暴力要素比生产要素的历史更悠久。

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暴力掠夺如此悠久、如此重要，我们就要给它相应的地位。于是，定义阶级，就不能仅仅用生产要素来定义，不能仅仅在生产关系中定义，暴力要素也要考虑进来。拥有生产要素的是一个阶群，拥有暴力要素的又是一个阶群：生产阶群和暴力阶群。生产阶群里边有地主、农民，有资本家、工人、商人，他们是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暴力阶群里有军阀、士兵，有强盗、小偷、土匪，有皇帝、官军、土贼等等。这两个阶群，暴力阶群比较原始，生产阶群比较晚出。

刚才，我们从官家主义，说到暴力掠夺，再说到阶级或阶群的定义，说到经济决定论或暴力否决论。由此可见，一个概念的创新，可能带动一系列的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

我其实是接着达尔文讲进化的故事

记者：如你所说，一个概念带来的理解变动可能是非常大的，拓展开的视野也可能变得非常恢宏，暴力要素引入串起的史前史的部分，这里怎么来把握？

吴思：动物进化的故事，基础是基因变异。基因变异改变了某些生理结构和特征，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异就逐渐流行起来。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有些物种花几百万年进化出它的獠牙、它的犄角等等，这些器官提高了它们的生存竞争能力。

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

人类可以用刀子代替獠牙，用长矛代替犄角。人类以学习使用工具、以发明工具、以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代替了基因的遗传变异。文化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有更快的进化速度。所以，在讲人类的故事时，我们其实是接着达尔文讲进化的故事。达尔文讲生物物种进化的故事，我们讲人类这个物种的文化进化的故事，但进化的基本单位从物种变成了生存策略。

遗传变异，适者生存，这八个字就是进化论的核心。遗传就是继承以前的生存策略，变异就是创造出新的生存策略。利齿是食肉物种的常见装备，通过遗传给了后代。如果这个食肉物种在遗传的过程中发生新的变异，长脚蹼了，会游泳了，新物种就诞生了。物种是不同生存策略的载体。

物种进化时间很漫长。

人类随时可以改变装备。装备了犁铧，就是食草动物。装备了刀枪，就是食肉动物。刀枪再加上船，就是海盗之类的水上食肉动物。人类的生存策略随时可以更换，什么收益高，就选择什么生存策略。采集狩猎是生存策略，农耕游牧是生存策略，出租土地、投资放贷、出卖劳动力，都是生存策略。暴力掠夺也是生存策略，而且是很原始很流行的生存策略。

在人类的生存策略选择里，引入暴力要素，与生产要素并列，演化出各种均衡状态，这种历史观，我称之为血酬史观。在暴力集团主导的时代叫血酬史观，超出这个范围的可以叫造化史观。就好比“物种”是进化论的核心概念一样，“生存策略”是血酬史观的核心概念。

吴思的著作《血酬定律》，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

以暴力掠夺为主要生存策略的社会集团，我称之为暴力集团。这个暴力集团可以打天下坐江山，还可以制造出一个制度，凭借暴力要素参与分配，以实现暴力收益的最大化。如果暴力掠夺的收益很高，大家就会蜂拥而入，选择这种生存策略，于是原有的均衡改变，生态失衡，或者叫世态失衡，这个制度就会遭遇危机。

如果出现了另外一种更强大有效的制度，生产效率和暴力竞争效率更高，在制度竞争中，暴力集团创造的封建主义或官家主义失败了，就可能被更有效的制度取代。英美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把日本的封建制度打败了，也把中国的官家主义制度打败了。英美制度提供的环境比我们好，生产集团能够更加茁壮地成长，更加繁荣，更加稳定，更加团结，人家在各种竞争中获胜很正常。

18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走向西化道路。

这就是达尔文之后，我们接着讲人类历史故事的基本框架。不同的生存策略，以及采用了这些生存策略的社会集团，或者叫阶级阶群，遗传变异，继承创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演化出不同的生态系统，不同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环境也在继承创新，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这套逻辑线条清楚，也比较容易证实或证伪，这就是我的方法论。

行为生态学建立了很多模型，研究生物的行为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把行为生态学的模型引进来，把不同的阶级看作不同的物种，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某些关系。在这些行为生态学模型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描述并理解人类社会早期的一些特征。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胡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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