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是爱国还是误国？”

百年以降，此类标题几未间断。历史学人，每睹此题，徒然浩叹。叹历史进程虽日新月异，历史意识却举步维艰。对于历史，我们不仅没有多少现代观念，反而沉浸在道德评判与经世致用的传统之中。一有丑事，则拿历史说事，这样的惯性不仅糟蹋了历史，也扭曲了现实。唯一的结果，是满足了我们心中那点可怜的判官爱好。

义和团在天津参与作战

年鉴学派大师、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在其名著《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对这种判官心理有过严厉批判：人总是希望像上帝那样判定此为善，彼为恶，对过去任情褒贬，“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定是非善恶吗？”

《历史学家的技艺》被誉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

其实，就算我们这些草民都陷在“资治”的幻想中，忍不住也想过一回“古为今用”的帝王之瘾，其先决条件也应是理解——“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布洛赫说。相对于价值评判、道德审查，历史理解要困难得多，它不仅是知识的考验，而且是思想的挑战，更是智慧的较量。没有历史理解的准备，就不会有公正的历史评判。

这些都是题外话，就此打住。

汉民族的历史观念不太在意真假

回到开篇提到的“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不过是中国历史长波之一澜，其要害在偶像崇拜这一民族心理。只有把握了偶像崇拜这一线索，才能理解义和团运动及其之后那绵延不绝前后相继的民族主义浪潮，才能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

当时所画的时局图

义和团式的动员模式来自民间祈神演剧，其间巫术起着主要作用。在中国文化中，巫术乃是沟通天地人三者的主要途径，通过巫术仪式，神、鬼、人三者不仅可以互相沟通，而且能浑然一体，妙用无穷。人类一旦进入这种精神状态，则能驱使神鬼、挪移乾坤，运用宇宙洪荒之力，为己所用，穷者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此“天地境界”，无论土生的道家，还是外来的释家，还是引释入儒的新儒家都当做秘传，好示人而不传人，都以为是不可言传不可思议的无上妙境，各家解说不同，但其理路一致，即巫术中的催眠，心理学中的暗示与自我暗示。民间则更为直接，一段咒语即解决问题。

抄两段史料：

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灵，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那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京师从受拳法者，教师附耳其咒之。词曰：“请请志心归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

要请某神仙，随意呼一古人，则孙悟空、猪八戒、杨香、武松、黄天霸等也。义和团运动期间，到处可见坛师们念念有词，自然，诸路神仙圣贤妖魔鬼怪也就随着这咒语风起云涌、指东打西，各路好汉也就借着这些天兵天将的威力冲锋陷阵、前赴后继，为大清效命，血洒疆场。

奇怪的是，孙悟空固然号称“齐天大圣”（现在升级为斗战胜佛了），力量无穷，但它不是《西游记》小说中的人物么？他那一干人马怎么就成了神灵了呢？民间社会虽然从来神人不分，但虚构与真实还是有差别吧？不过追究起来，问题就复杂了——原来在小说出现之前，孙悟空早已是汉民族的神祇了。

孙悟空闯入水帘洞，月冈芳年绘。

再抄两段史料：

《良艮杂说》：“福州人皆祀孙行者为家堂。又立齐天大圣庙，甚壮丽。四五月间，迎旱龙舟，装饰宝玩，鼓乐喧巔，市人奔走若狂，视其中坐猕猴也。”

《扬州梦》：“《西游记》有齐天大圣、鹿角大仙，旧城竟建祠同祀。庙主言：‘说部多诬。大圣本渔人子，形类猴狲，得奇书成道。因以雏虞为虎，杀伤过多，谪尘世为武官，颇传兵法，宋高宗时为大将，围金兵，久不下，或言其惰，意不摇，又有议其奢豪，携女子军中者。’”

前一则是说福州人已经祭祀孙悟空，后一则说孙悟空降凡为军官，颇懂兵法，指挥抗金的民族战争，颇招嫉议。这些算是野史笔记，大约不能太当真。但严肃的学者如林庚先生也有严肃的考证，认为孙悟空虽非实有其人，但却实有其原型，即由江湖好汉中的神偷流传而来，见其《西游记漫话》。佛教考古则发现，不仅福建某地出土有孙悟空的神道古碑，而且元代某佛塔基面上也描绘了猴行者西天取经的图画，那猴行者栩栩如六小龄童……

稗官野史、现代学术，官方记载、民间信奉，齐齐证明一个现象：孙悟空的历史性。真的？假的？其实是不重要的，因为汉民族的历史观念中大约是不太在意真假的，真伪之辩乃是西方式的历史观；那么是信呢，还是不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偶像崇拜的历史学

当然也有质疑者，且提出自己的解释，认为这样的神人混淆，真伪不分，根在戏剧，中国自成周时已有“优孟衣冠”，是演戏之滥觞。“及李唐时，梨园菊部，一时称盛。厥后愈传愈讹，久而失其真”。因为它所扮演者，多取材于说部稗史，《水浒》《七侠五义》《西游》《封神记》等等，“综其大要，不外盗寇、神怪、男女数端”。而愚氓除了这些戏曲，并无别种知识，于是久假不归、以假乱真了。这样的见识当然值得欣赏，但却不够。原因是：不仅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虚构故事，但并非一定人神不辨；而且汉民族还有一个儒家体制，他们是“治人者”，那是一批非但不信鬼神，且不语怪力乱神的经典唯物主义者，至少他们不至于糊涂吧？！

《水浒传》中的人物智多星吴用

合理的解释还是得从这些“治人者”视角取证，这样的史料自然不少，笔者手边刚好藏有一轴郑板桥墨迹，为山东潍县新修城隍庙碑记，颇值引述。

郑板桥儒者也，不相信地狱妖怪之类的事，但城隍要建庙，地方官者自然该替新庙撰写碑记之类。要如何自圆其说，从“学术上”立住脚跟呢？板桥委婉曲折做了许多的铺垫解释，文字墨迹俱在，碑版坊间多有，不必引。只需说明的是，板桥的解释，在汉文化中具有相当代表性，用语也经典——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不虚也。子产曰：凡此所为媚也，愚民也，不媚不信。

意思是说，“神道设教”是自古就有的传统，子产（那位孔子感恩戴德的子产）曾经就此做过解释，说之所以要献媚并不存在的鬼神，是为了愚民；不媚，老百姓就不会相信，不相信，就没办法愚民。

汉民族历史意识的特征和由来，板桥一语道破。

郑板桥，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被世人称为“三绝”。

旧事已成黄花，新元改岁民国，“将以愚民”的政治按理不该再有存在的余地，虽曰“民尤是也，国尤是也”，但毕竟国民已是国家的主人。不过这“神道设教”的传统似乎并未革命改元，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嫌疑，此即国家意缔牢结的强迫宗教。这又何说？

就笔者泛览所及，各党各派诸文胆众文豪为此大费脑筋，高头讲章汗牛充栋，都不如大儒冯友兰先生的一篇小小随笔。大家之大，就在于他学理高深而说得明白，博古通今却始终直指人心。

冯友兰的小文叫《大人物之分析》，发在《现代评论》上，《三松堂全集》该是收录了的，全文读者自可查找。文章似乎是针对古史辨派的真伪之辩，说不必否认历史上的神话人物如大禹、释迦之类的存在，因为“大人物到了最大的时候，一般人把许多与他本人无直接关系的事也归附于他，于是此大人物即成一个神秘，成为一串事物的象征。如大禹之于治水，释迦之于佛教等皆是”。

冯友兰

对此，冯友兰有独到的解释。他说，大人物的条件，第一需要有些特别才能，第二，则是要别人的信仰，后者更重要。“因为在人事中，往往信仰能使其自己成功（Belief makes itself true）。对于一人，既有信仰，则其信仰即能助此人成功。此人既成功，则其信徒之信仰愈坚，其信徒之信仰愈坚，于是其成功更易，于是其人物愈大。”这种心理，在于群众之互相刺激、互相影响，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正如笔者所研究的谣言（冯友兰也举了一个谣言例），“有人见其有特别才能而信之，别人见其信而亦信之，此人见别人信而更信之，信者愈多，其信更甚，于是此大人物之第二资格成矣”。

这个解释巧妙而高明，引入了现代群众心理学，也让我们知道一些所谓大人物的真相、英雄之真相。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了信仰的重要，信仰的事，不仅是群众的心理需要，尤其是大人物的心理需要、政治的需要，没有信仰，大约是连英雄也无用武之地的，自然就更不可能诞生神异圣贤了。神道设教的历史，或者传统所谓愚民的事实，由此获得了学理的依据。概而言之，则只有一句话：人事问题（历史）首先在树立信仰，树立自信，自信则强，其余的事，都是第二位的。

历史的责任：“三板斧”之后呢？

“由信仰生力量”，孙中山早这么说过的，冯友兰先生算是谨遵遗教了。但如果信仰真建立在偶像崇拜上（所谓迷信），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先让程咬金砍了三板斧再说，别的就交给群众信仰，那问题可就来了。“三板斧”之后呢？冯友兰先生自问自答。这一“天问”，可谓打中了一切意识形态政治的命根，儒家的命门，大约也在这里。

程咬金的三板斧

要命的是，那些英雄人物、神圣偶像之类，确实只有三板斧，而且他们往往有自知之明，坦然承认三板斧只是三脚猫功夫，如程咬金。然被众人推上高台，弄假成真，内心不免些许空虚，不知如何再玩下去，于是只好交给信仰了事。凡此辈被群众迷信推出的偶像，此后基本就靠信仰存活。信仰之于偶像，正如鱼水不离。因为必须信仰，所以意识形态成为意缔牢结；因为必须信仰，所以真相绝对不能出现；神道设教的背后一定是暴力镇治与信息封锁，理由在此。

然而，它果然有效么？

Belief makes itself true，信仰自会成真，迷信也会自动实现。如果全社会沉浸在昏暗之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清醒者。即使那些以理性算计与功利计较为职业的政客也无法逃脱，因为理性建立在信息的准确上，以全民之昏昏怎能有一人之昭昭呢？

还是回到义和团运动，看看愚民者是如何自愚的。史载：孝钦太后嗜读小说，如《封神演义》《水浒》《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如果不用全名，会不会与史书《三国志》混淆？《红楼梦》等书，时时批阅。且于《封神传》《水浒》《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节取其事，编入旧剧，加以点缀，亲授内监，教之扮演。一日，语侍臣某曰：“我国果得若辈，与以兵权，岂犹畏外国人之枪炮乎？”

金陵万卷楼刊本（1591年）桃园三结义绣像

神道设教本为愚民，但久假不归时，太后自己也就跟着上瘾中毒，成为神道设教的牺牲品，自愚（娱）自了（乐）起来。结果呢？上面那段史料接着加了一句——“此光绪庚子拳祸之所来由也”。如果要追究责任，则无论群氓还是太后，都是受害者，而责任，大约只能归咎于汉民族自造的历史了吧？！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邓文初）

责任编辑：文禾

支付宝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