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歌评论家，北师大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连续六年，每年出一本中国新诗排行榜，从国内诗歌刊物、诗人的诗集里遴选出最打动人的诗篇集结。

“在海内外诗歌界对我这个选本认可度是最高的，评价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趣味是包容的。既有主流诗歌界宏大叙事的，也有日常叙事的、甚至非主流边缘化的。没有小圈子的一种见解。”

从2011年起，每年的新书发布会，谭五昌会请一些诗人将它做成一个小型诗歌朗诵会。在他看来，朗诵的语调、语气、节奏，能够生动地传达诗歌的韵味。

对于即将到来的新诗百年，谭五昌接受腾讯文化采访，做了一些简单的梳理。

诗歌评论家谭五昌

记者：在您看来，新诗之“新”它表现在哪些地方？它跟古体诗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谭五昌：新诗的“新”首先是语言的新，胡适有非常大的勇气，他用在当时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写诗。

另外“新”在情感的新，古典诗歌相对高雅，趣味上比较贵族化。而新诗主要是平民化趣味，它能够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情感状态书写出来，贴近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比如胡适最早的《两只蝴蝶》：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记者：《两只蝴蝶》发表后遭到很多人的嘲笑，所以新诗在当时其实是受到一些反对、保守的力量的阻碍的？

谭五昌：是的，新诗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嘲笑胡适。胡适自己也知道，“但开风气不为师”啊，如果没有胡适开创新诗的话，那就不会有郭沫若的崛起，后面也不会有新月派，更不会有戴望舒等人的现代派的崛起。所以胡适新诗的作用不是它的文本意义，而是它所具有的文学史价值，这是不能抹杀胡适在新诗上的开创作用。

记者：为什么是在1917年出现了新诗，跟当时的文化环境是否有关？

谭五昌：当时有一批以胡适为代表的，受过欧美思想熏陶的文化人，他们有一种民主思想，有平民化的思想。新诗就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来打破古典文学、古典文化的束缚的。

记者：为什么是新诗作为先锋，为什么不是杂文，或者小说？

谭五昌：因为诗歌力量最强大。我们中国的文学史主要是一部诗歌史。如果要对民众进行启蒙，一定要攻破旧体诗歌的堡垒，那么就要创造一种新的诗体，就是白话诗，新诗。新诗是作为文化启蒙的一种有效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者：西方文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

谭五昌：我们的新诗在思维方式上、价值观念上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启蒙。比如李清照、李商隐那些中国古典诗人笔下的爱情都是非常古典，非常美好的。但在上世纪的40年代，穆旦写的爱情诗，开始表达对爱情的一种不确定性，充满悲剧意识，比如他说，“姑娘，你将变成灰”。我们古典的诗歌经验是一种空间的经验，它是不变的；而现代诗歌的审美经验它是时间性的，充满不确定，充满内在的张力，我觉得更接近西方悲剧精神的底色。

记者：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代表性诗派，从最早新月派、七月派，到后来的朦胧诗派，80年代的第三代诗群，有没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线索下来？

谭五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我觉得中国新诗史上流派的产生，跟诗歌的内部语境和社会语境有关。比如新月派，就是闻一多、徐志摩这一批人，他们有相似的美学观念，都讲究诗歌的音乐性，所以形成了一个诗歌团体叫新月派。这是诗歌的内部语境。

还有一种社会的语境，比如到了1937年，中国社会受到日本侵略、威胁时，以胡风为代表形成了七月派，它宣扬诗歌的战斗精神和现实作用，和一种民族主义宣泄的功能。

然后在70年代末形成所谓的朦胧诗派。为什么？因为在文革时代的政治高压下，诗不可能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的诉求，必须采用隐讳的表现手法，诗人们就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我们把它称为朦胧诗派。

所以新诗百年，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脉络，但它必须要放在两个坐标上探讨，一个是诗歌自身美学的潮流变化；还有一个是社会时代思潮的变化。

记者：在您看来，这些诗派里面，影响较大的是哪几个诗派，为什么？

谭五昌：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和以穆旦、郑敏他们为代表的九叶派影响很大，他们的文本和理论也很出色。

另外，朦胧诗派影响也很大，它表现了一个时代备受压抑的精神，而且他们从文本到理论，有美学的独立性，对后面的诗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比如80年代中期诞生的第三代诗群，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反修辞，与朦胧诗的那套美学经验直接对着干，因为他们处在文学的焦虑当中，如果不打倒、推倒朦胧诗的这套美学原则，他们永远笼罩在北岛那一代诗歌兄长们的阴影之下。

到了现在，即使现在很多人写得比朦胧诗，比第三代诗人要好，为什么在文学史上没有这么大的反响？因为语境不一样了，现在是娱乐化的时代。

记者：现在虽然诗歌发展也很繁盛，但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很少。

谭五昌：我要纠正一下。2014年我跟诗人韩庆成联合发起了“21世纪诗歌流派团体大展”，参展的诗歌流派团体达到几百家。这是2014年中国诗坛10大事件之一，影响很大，我是主要发起人之一。

记者：比80年代的诗歌流派更多？

谭五昌：更活跃、繁荣、多元化了，现在是处于诗歌发展的繁荣局面。尽管也存在一些虚假繁荣的元素，不少诗人是凑热闹的，把诗歌作为一种出名的工具。

记者：诗歌在当下应该算是一种小圈子文化？

谭五昌：在一个大众化语境中，诗歌是相对小众化的，这很正常。当下的环境，我个人认为是出大诗人，大作品的时代。只要诗人能够戒除浮躁的心态，能够自觉抵制商业化的诱惑。

记者：这个时代对诗人的商业诱惑多吗？

谭五昌：诗人的商业诱惑相对少一点，主要是抵御出名的诱惑。你写一本畅销的诗集也赚不了太多的钱，我觉得一些诗人更多想出名，会不惜打破常规，写一些惊世骇俗的诗歌，渲染感官效果，来吸引大众眼球出名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杨敏）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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