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三年，“五四运动”发出呼唤“赛先生”的口号就100年了，然而一个世纪的长度，对于数千年缺乏数理逻辑和理性思辨的国家来说，要改变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思维习惯还是太短。因此，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国家也还相继发生了诸如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特异功能、水变油、永动机、生命核酸等迷者云集的重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囿于权力的意志等多种原因，几代中国学者集体鸵鸟，甚至出于位置或利益的考虑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对民众的科学观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亩产万斤“放卫星‘’，小孩站在“稠密”的水稻上。

科学不能引导公众，首先是科学家的失职。如果说大学的三个职能分别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大学教授来说，坚持真理，以学识回馈社会就是应有之义；对于科学家来说，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则是一体两翼，只重视科学进步，却忽视社会进步同样是一种使命缺失。但是在我们的时代，无论人文学者还是自然科学家，仍普遍缺乏果敢的勇气、独立之精神以及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譬如在对待转基因这件事情上。

转基因技术问世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关于转基因话题的两个事实是，科学共同体公认具有分子生物学理论指导的转基因农作物是人畜无害的——当然前提是遵守相关标准规则和生物伦理，但是在社会层面，由于媒体和少数外行意见领袖的妖魔化，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们被忽悠得谈“转”色变。在这方面，应该说科学家，特别是应该发挥出引领作用的学界精英们，没有很好地架起与公众沟通的桥梁，直到6月100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公开挺“转”之前，很少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澄清事实，使全民受一次难得的科学教育。因此，在科学引领社会的道路上，中国学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要向中世纪的前辈学习。

百余名诺奖得主联名挺“转”

从公元476年到1453年的中世纪，即文艺复兴前大约1000年，是欧洲的黑暗时期，彼时宗教统治和垄断了社会生活的一切，包括教育。教会是唯一设有学校的地方，但教会学校的目的在于驯化反抗和对立思想，培养为宗教神学服务、对上帝和教权忠诚的教士，以期加强和维护教会的封建统治。但历史的车轮可以被阻止一时，却不能被永远阻挡，到了十二三世纪，随着欧洲市民阶层的崛起，东西方贸易的发展，十字军东征以及世俗政权与教皇之间的斗争，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中世纪大学，终于在上述外部经济社会因素，以及经院哲学内部怀疑信仰和崇尚理性的思潮下诞生。

这时候一位来自法国南部的青年皮埃尔·阿伯拉尔来到了巴黎，这位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的学者参加了“辩证法的巴黎论剑”，“辩”遍欧洲无敌手。阿伯拉尔真正实践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曾将他的老师、逻辑学家罗瑟琳、神学家安瑟伦以及实在论者威廉等学界权威辩得体无完肤。他还兴办过多所非教会学校，亲自讲授哲学和神学，以期打破教会学校的思想禁锢和愚民教育。由于他时常提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观点，法国当局又害怕又愤怒，下令禁止他在法国的土地上讲学。智慧的阿伯拉尔抓住文件中的“土地”二字与当局周旋，召集学生进入树林，自己爬到“树上”给学生讲学，让学生们围在树下听课。当局得知此事后，再次发出禁令，禁止他在法国的“空中”讲课，狡猾的阿伯拉尔很快又想到了对策，改为在“河上”“船上”讲学。这位“三上”老师坚持理性和试验，推动了科学方法和理性主义在法国落地，被称为 “第一个教授”，更被冠以“高卢苏格拉底”的美誉。 

皮埃尔·阿伯拉尔画像

社会发展需要引领，也需要纠偏，但无论哪方面，都需要有人像阿伯拉尔一样有担当。中国的理工男是一群特别善良听话的知识分子，他们素来谨小慎微，不去触碰敏感的泛政治话题，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一直埋头于项目、论文、实验，没时间分心关注社会，他们也十分低调少言，不会像某些人文社会学者一样，或通过介入公共事件，或通过夸张奇异的观点来炒作自己。科学家们“躲进小楼成一统”，对公众科学事件无胆、无心、无力，从主观角度说是缺乏作为科学家的人文情怀，从客观上说，其一是以“快鱼吃慢鱼”为特点的科技创新，需要科学家们聚焦聚神聚力，其二是社会上实用主义思想占据主流，敢说话、说真话、唯实不唯上的氛围尚未形成，而这又与我们的体制对于知识分子和学术管理的历史包袱有关。因此，有担当的科学家能否出现，不光是学界的事，也与社会大环境乃至政治空气密切相关。有时候当科学家们都畏首不前时，政治人物的推动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称为大帝的女皇，崇尚科学、开放自信的她在位34年（1762－1796年），带领俄罗斯成为18世纪后期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当时，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的天花疫情，大批染病者无药可治纷纷毙命。上位之后，女皇得知英国发明了一种能够防治天花病的疫苗并决意引进，然而却遭到了各方的质疑和反对。反对者之一是时任俄罗斯卫生研究所所长的车尔卡索夫，作为科学家的车所长对天花疫苗的作用深信不疑，但却对俄罗斯人对待这件事的态度表示担心，因为当时公开赞成接种疫苗的学者本来就屈指可数，普通人对于自己体内输入病毒，再以毒攻毒去防治天花，大多会恐惧得难以接受。另一个著名的反对者是她的娘家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二世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劝说叶卡捷琳娜二世放弃引进，因为一旦疫苗接种失败，将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社会的恐慌，进而可能演变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叶卡捷琳娜二世画像

既然没人支持，那就自己当小白鼠吧。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宫廷排山倒海的反对声中，坚持用自己的身体先做试验。手术前她对再三劝她三思后行的车所长说，她从小时候起就知道天花病的厉害，对接种疫苗的风险也有所了解，但既然上天安排她带领俄罗斯人战胜天花，那么她就要为众人福祉挺身而出。于是在1764年10月，叶卡捷琳娜二世按照计划，请英国专家马斯·西姆带勒为自己接种了天花疫苗。9天的观察期之后，女皇安然无恙，人们，包括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治敌手，在庆幸俄罗斯人获得战胜天花病妙方的同时，也无不对这位英雄的女皇点赞。政治家的果敢和作用，这时候比科学家更加突出。

回到转基因一事。经常有人发出疑问，既然你说转基因无毒无害，为什么领导们都吃特供而让老百姓吃转基因，那就让领导先吃好了。这是在中国社会独特的体制下，科学家无法回答的非科学问题，如果我们哪个领导，也能像叶卡捷琳娜二世一样力排众议、勇于为科学哪怕做一次“秀”，这种现身说法，将比100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公开信更具说服力。所以，真正的崇尚科学，不是停留在会议上、口号中和文件里。

科学家支持转基因，但普通民众更多表示担忧。

当然，我们庆幸地看到，近来朱作言、许智宏、周琪等中科院院士已经勇敢地站出来透过媒体挺“转”，中国政府也已确立大胆研究、谨慎推广的转基因政策，但这仍然不够。我们要想在以转基因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领先世界，还应该把“讲科学”摆在与“讲政治”同样重要的地位，吸引“赛先生”真正在中国入籍落户。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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