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会结束了，近来网上的热点除了各种庆功会，就要数热门人物背后故事的挖掘了。拿最受瞩目的女排来说，从主教练郎平感叹愧对父母，到队长惠若琪经历过濒临死亡的心脏病手术，再到主攻手朱婷家境贫寒险些辍学，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其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掺杂了一定的虚假信息，但这都丝毫不会影响“悲情报道”密集而来。
一、奥运刚结束，“悲情报道”就占了媒体的主导地位，其中不乏虚假信息.
就在本届奥运会26枚金牌中，最受人瞩目的无疑是女排的金牌。所有女排队员中，表现最好的无疑是朱婷。女排夺冠后，白岩松力挺朱婷作为闭幕式旗手，而且在央视办的闭幕旗手调查问卷中，朱婷排名第一，足见她的分量。就在女排夺冠后第二天，有关朱婷的“悲情报道”就来了。中国新闻网转载的一篇《成都商报》文章，以《“铁榔头”朱婷家境贫困险辍学》为题，讲述了朱婷一家的种种不易：
“父亲朱安亮在郸城县秋渠乡朱大楼村以种地为生，为了补贴家用他开了间修车铺，农闲时给人修车，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2007年朱婷小学毕业，老朱想让她辍学打工，13岁不到的朱婷在人生转折点上做出了选择——继续读书。”
朱婷一家的贫困与姐妹众多有一定关系。图为朱婷父母与五个女儿及三个外孙女的合影，后排最高者为三女儿朱婷
在朱婷坚持上学后，她的命运很快发生转折：“当时的朱婷身高已经超过1.7米，到了初中后很快被体育老师推荐给了周口市体校，从此走上了排球之路。”
这是典型的“悲情报道”，通过回顾儿时的穷困，对比现在的荣光，给人一种交织着心酸、心疼、宿命等复杂情感的阅读体验。
在当天另一篇报道中，写到朱婷是2013年被郎平从河南二队挑中的。当时郎平还是广州恒大女排主教练，带队打河南队时发现朱婷并不在队里，而是在“河南二队”打球。但郎平力排众议，将在省里都打不上一队的朱婷选进国家队。从报道看，河南队很不重视朱婷，将她下放到二队。在运动生涯遭遇困难时，是郎平慧眼识珠，相中了这匹千里马。
在如今的中国，人红不红主要看表情包多不多。上图分别为郎平和朱婷的表情包
而真实情况，与以上报道有所差异。朱婷家贫穷不假，但家里并未让她辍学。她一个13岁女孩，辍学也并不能为家里做什么事，而河南体育局历来有一个天才选拔条款：“14岁以下，1.80米以上的女孩”可以直接选进体育系统。朱婷符合这个条款，因此被选进了体育系统，成为了有编制“吃皇粮”的人。这个出路比让她辍学好得多，朱婷父母其实是非常支持她走这条路的，“辍学”一说有故意制造悲情的嫌疑。
再说“河南二队”这个事。郎平的确是2013年将朱婷选进国家队的，但在此之前，朱婷已经在2013年世青赛获最有价值球员（MVP）称号。也就是说，她是那一年世界上所有20岁以下女排队员中的最强者。
这种情况下，别说郎平，任何人当中国女排主教练都会把她选进国家队的。而那一年朱婷之所以会在“河南二队”打球，是因为那年有全运会，河南集全省精英组成了一支最强队伍，去打全运会。这支全运代表队，就叫“河南二队”，但实际战斗力比一队强得多。
里约奥运女排夺冠让国人沸腾，女排回国时，接机群众打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标语
以上朱婷的例子，大量充斥在奥运结束后一段时间的媒体报道中，突出特点就是追踪热点人物，但因为平时对其并不关注，而在细节上有诸多疏漏。从另一个方向想，文章中出现大量事实疏漏的情况下，依然能占领媒体重要版面，更证明这类“悲情报道”是有广阔的市场的。
二、从运动员角度讲，中国的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生活及退役后的保障确实有很大问题
必须承认，“悲情报道”在很多时候是有客观事实作为依托的。中国的运动员选拔体制，使队员往往没完成义务教育就被选进专业队。在专业队中，理论上是一边学习一边训练，但在成绩压力下，学习大多是糊弄事。
这个糊弄事能到什么程度呢？举个著名运动员的例子吧。曾在1992-2000年连夺四枚奥运金牌的跳水选手伏明霞，有“跳水女皇”之称。按照我国对奥运冠军的优待政策，退役后她可以在全国所有大学里挑着上。最终她选择了清华大学，并开始了学习。为了给她补课，清华还给她配备了一对一的教师。
但记者采访她时，她上课的课本引来了一阵尴尬——《新概念英语》第一册，从abcd字母学起。学过《新概念英语》的都知道，这套书一共四册，一般中学生大概能读第二册，好点的能读第三册，大学生应该学第四册了。然而她身在最高学府清华，在一对一教师的指导下学习第一册，这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
伏明霞的知识水平，代表了在举国体制下大多数运动员的常态。然而不是谁都能拿到奥运金牌，那些没能获得好成绩的，下场就会比较惨。
《南方周末》2003年的一篇题为《举重冠军之死》的报道，将运动员退役后的悲惨境地描画得淋漓尽致：“由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多年受困于贫穷、不良生活习惯、超过160公斤体重的才力麻木地呕吐着，毫无尊严地死了。在生前最后四年，他的工作是辽宁省体院的门卫，在他死去的当天，家里只有300元钱。”
开篇这两句话，就是才力生命最后几年的真实写照。其实说起来，才力还不算成绩很差的运动员，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上，他还获得了男子举重最大级别的冠军，有亚洲第一大力士之称。然并卵，由于中国在男子举重大级别上与世界高水平差距太大，他拿不到奥运会的奖牌，即便贵为亚运会冠军，退役后也没什么好的出路，只能去体院看大门。
“亚洲大力士”才力的命运让人不胜唏嘘
奥运冠军上清华，从abcd开始学英文；亚运冠军退役后一无所长，只能看大门；没成绩的呢？仅媒体爆出来并引起社会反响的，就有当了搓澡工的前举重运动员邹春兰、去地铁摆摊卖艺的前体操运动员张尚武、因训练不科学导致双脚严重畸形的前长跑运动员艾冬梅……真实生活中，文化不高、处境不佳的退役运动员，肯定还有很多。
三、从官员角度讲，体育在中国是政治化的，“悲情报道”有利于塑造政绩
写到这，其实有一个逻辑是不通的：媒体喜欢写“悲情报道”，因为吸引眼球，有收视率和点击率；运动员喜欢“悲情报道”，因为更多的曝光可以让他们的处境有可能改善；读者喜欢看“悲情报道”，有内幕有八卦有谈资，比干瘪的比赛战报有更多可读性。但有意思的是，体育官员也并不反感“悲情报道”。
按理说，“悲情报道”往往有揭短的意思，每个悲情后面可能都藏着一个令主管单位尴尬的现实，或对运动员退役后的保障不到位，或对运动员文化教育、心理辅导有疏漏，总之不是什么好事。但奥运后这段时间，很多官员却津津乐道于一些“悲情报道”，并在讲话、汇报中反复引用，原因何在呢？
还是得从我国的体育体制上找原因。在中国，体育是一门地地道道的政治功课。国家体育总局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机构，与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等平级，比国家林业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要高上半级。体育总局的前身是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是由贺龙元帅担任的，从根上就带有政治的基因。新中国外交史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事件，就是有“小球转动大球”之称的“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是中美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图为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对这一事件的描画
而奥运成绩也与行政待遇密切相关。按约定俗成的惯例，获得过奥运冠军的运动员，都会在退役后解决副处级编制问题。一般来说会在自己的运动门类里解决，比如跳水王子田亮曾任陕西省体育局游泳中心副主任，最近陷入兴奋剂风波的举重名将刘春红则担任山东省举重摔跤柔道中心副主任。
按通常眼光看，田亮是不折不扣的人生赢家：事业横跨体育、娱乐，妻子漂亮，儿女双全，还是在册的副处级干部
有些成绩特别好的，自己也有心从政的，则会跳出自己的运动门类，出任更高级别的职位。比如大家熟悉的乒乓球冠军邓亚萍，2010年出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即刻搜索总经理。以当时37岁的年纪官至正局级，这在官场里也算年轻有为的政治明星了。
邓亚萍37岁担任即刻搜索总经理，曾是退役运动员当官的典范。但此后她的名声也因这个职位而有所减损
既然是政治，就要讲政绩，体育官员的政绩就是体育成绩，而最大的成绩自然是奥运会金牌。各媒体对奥运成绩的报道，就是体育官员宣传自己政绩的机会。明白了这层道理，就能理解为什么官员也喜欢“悲情报道”了。
我们中国人特别擅长干的一件事，就是写总结。上学要写学习总结，上班要写工作总结，当官也要写所负责部门的总结。总结里，成绩、干货当然要写，而为了获得这些成绩所付出的努力，受的委屈，更是要写。正所谓有功劳多写功劳，没功劳就多写苦劳。“悲情报道”就是在公众层面传播的“苦劳”。
如果一届奥运会成绩非常好，那“悲情报道”会很多，官员总结会说：虽然我们的运动员面临诸多困难，但他们仍然克服不利影响，永攀高峰，再创佳绩……（潜台词：你看我们牛吧，运动员一个个小时候那么惨，但我们还能把他们培养成奥运冠军！）
如果一届奥运会成绩非常不好，那“悲情报道”会更多，官员总结会说：虽然我们的运动员面临诸多困难，但我们坚决摈弃了过去唯金牌论的思路，运动员们克服不利影响，完成了自我超越，展现了中国人的乐观与自信……（潜台词：你看我们牛吧，都说举国体制不好，那我们就不争那么多金牌，让那些从小受苦的孩子享受快乐奥运！）
于是，一条宣传链条由此诞生：孩子小时候特别苦——进了专业运动队学习体育——拿了奥运冠军（政绩）or 没拿冠军，但苦孩子展现了良好风貌，改变了自身命运（依然是政绩）。在这个宣传链条中，“悲情报道”是必备的一环，只要把孩子写得很惨，他/她获得什么成绩，观众都会接受并怜惜。
当然，常见的表露“苦劳”的方式，除了“悲情报道”外，还有“埋怨裁判报道”（成绩差不赖我们，是他们瞎判），“埋怨主办方报道”（在奥运村吃不好睡不好，能参加比赛就不错了，成绩能不差吗）等。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挤兑里约奥运裁判不公，主办方手忙脚乱的报道，其中也不乏有放大“苦劳”的意思。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李岩）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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