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历史学者陈三井有本书叫《轻舟已过万重山》，看书名你以为他研究李太白。但把副标题加上你是不是更明白呢？我也不敢打包票。副是“书写两岸史学交流”。是书区为四部分：“境外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海峡春潮，从此千山可任行”、“春江水暖，山登绝顶我为峰”。从章节小标题来看，你似乎能看到两岸交流充满着线性进步、水流不居的意味。看两岸交流包括史学交流，去除比喻在所指与能指上的不适切性，“从此千山可任行”，恐怕还是非常久远的梦想。
两岸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悬隔，八十年代藉诸种因素，双方疑窦初释，先由民间暗通款曲：从暗中回来的老兵，到悄悄达抵达你耳膜的邓丽君，前者非当事人之里族亲戚尚多不知晓，后者却声达京畿而至县邑。夹在民间交往的逐渐开放，与高层交往尚不接触之间，台湾及海外华人学者著述开始出版，徐复观、牟宗三、韦政通、孙隆基等人就不说了，就是“战犯”胡适、王云五、钱穆的作品也逐渐登陆，成为彼时的“文化返乡团”。
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大陆的回应，就是各级对台办均颁布了不少吸引台湾人回来探亲、投资的诸种好政策。从这些政策与随之而来的交往中，台湾很多文化人乃至方外之士都闻到了其中的商机——书籍出版、收费讲座、为佛化缘等——如南怀瑾、星云等都是这个时段进入的。
以上二位所做虽然在广义上可算是生意，但毕竟生意不成规模，究竟不是为商之道，其获利没有想像的那般可持续。这时候来了一位据称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王财贵，开辟了大陆广大的读经市场，这在他2014年出版的《读经二十年》里已有回顾。我有幸读过，除了深感其间的传销功夫外，实在不能感受到其它氛围，更不用说学到什么东西。
王财贵们号召的读经无它诀窍，其诀窃就是大多数成年人都可以当老师，只要你不是白痴。因为他们读经，毋须讲解，也不需学习历代诸家大学者的会通与注疏，只需“一字功”：背。古代即使村学陋儒，也还是多少要讲几句的，今天这一切都免了，一个“背”就解决了万千问题。
不能把一个“背”字就解决万千问题，说成是王财贵们的发明，这是高看了他们。因为古人早有“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说法，当然这教导在如今知识爆炸的时代自然是很扯的。中国是个以农业为底色的国家。农业社会重经验、喜承袭，使得科举废除之前，蒙童教材千年不变，人们的知识获得以背诵为主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是如今知识呈海量增长，观念日新月异，人们要应对的变局远多于以前。在线教育“可汗学院”的创造人萨尔曼·可汗说，未来二十年内有65%的职业尚未出现过，当此之世，最需要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训练其审辩思维。那种靠所谓的“读经”，以不变应万变来面对当下的生活，实在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关于何谓经，可否读经（儿童与成人自然有别），如何读经，1935年那次大讨论已经说得相当清楚，我没有新的意见，古典文学学者黄小丹的一篇《少年读经：启蒙还是愚昧》长文，已有很好的阐释，毋须我再赘言。那次讨论中的大部分专家，都反对儿童读经，更反对不讲解的读经，主张上了大学后可读经。至于成人的研读经典，那是个人的权利，他人不必干涉。
明人何良俊在其所著《四友斋丛说》里说：“经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经之行于世，犹日月之经天也。世不可一日无常道，犹天地不可一日无日月。一日无日月，则天地或几乎晦矣。一日无常道，则人世或几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为万代师者，功在于删述六经也。”
视文化为可以批判地继承之东西，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不管其如何囫囵吞枣，以至奉为不可更易的圭臬，自是害人不浅。凡属人所撰的作品，其局限性不言自明。所以把四书五经看成不可更易的文化偶像来崇拜，无疑是自铸牢笼。
直白地说，作为学校从社会规训、团体要求来提倡读经，我认为大可不必。像王财贵这样不讲解，阿猫阿狗皆可带领读经，甚至是全日制读经的做法，在1935年那场讨论中恐怕也是没有的。可是王财贵的做法在大陆畅行无碍，其原因是什么呢？
关于王财贵不讲解，死记硬背的读经为何不能在台湾热——这么多年，在台湾只有一所全日制读经学校且只有一人能达到其背诵五十万字经典的标准，且这一所学校的重心都在于大陆读经儿童到台湾游学——却能在大陆大热，疯狂吸金，学者贾选凝在《在台湾混不好的国学教主，却在大陆疯狂吸金》一文中，已有比较中肯的分析，我补充一些她未提及的地方。大陆人口基数大，传统文化中断过，加之王财贵等人夸大的自我宣传，且能借助佛教净空法师所谓读经可以抵挡污染等说辞，都是其吸引一些儿童家长的地方。
解严以前，台湾传统文化不仅没有断过，且为国民党所专擅拿来打压异己的工具，故台湾不少明智之士对传统，即便不抵触，也没有高看的意思。
譬如王财贵的老师牟宗三，就于国民党派教育官员刘真敉平（敉平，音mǐ píng，意为安抚，安定）1949年“4．6事件”后，受具体办事者吴自甦之请，在台师大的“人文学社”讲课。此为反省在大陆失利后，对学生社团加强控制的结果（详见拙文《如何读懂当下的台湾》）。牟宗三于此的讲课录，今在大陆出版的有《中西哲学的会通》《人文讲习录》。我当然不是指责牟先生，而是说儒生主要是从事与官方相侔的事，至于争取百姓权利，那是很少到几乎没有的事，新儒家其实率多类此。至于如其学生王财贵之类，更等而下之，那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由此我们不难想到，张载作为儒家的代表之一曾说“为天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除了琅琅上口的吹牛作用外，实在没人能行出这样的效果。即便对孔子再多的屈膝跪拜，也只是表演与利益，而不会变成真正的信仰。孔子对于这样反其意的被利用，或许亦会如郑板桥一样，“吾必以厉鬼击其脑”吧。
更为主要的是，台湾教育不是官方统一。换言之，民间办学门槛非常低，各种办学都不受限制。办教育门槛低，各种形式包括小规模的在家上学与其竞争，这就使得王财贵所开办的读经学校在台湾并无什么市场，王财贵在大陆上与净空法师合起来之所谓“志在抵抗社会污染”的说辞也没有市场。进而言之，台湾官方没有提倡所谓的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方面的特别支持。一言以蔽之，王财贵在大陆开了百多家读经学校，办了读经的所谓高阶学校“文礼书院”，是他的确善于利用时也势也、占领文化市场的结果。
二
正当王财贵联手净空法师讨论读经的作用，并在大陆读经市场上开疆拓土的时候，这边厢台海两岸的政情发生了更多的变化。2005年7月国民党主席连战第一次到访大陆，被称为打破了国共两党数十年来僵局的“和平破冰之旅”。事实上，在国民党主席连战来破冰之前，已经有两个小党的主席——一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二为新民党主席郁慕明——先来大陆造访，并在受邀在两所大陆算是顶尖级的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里发表演讲。特别意外的是，两位分别在清华与人大演讲时所发生的事，一不小心，凭藉媒体掀起了一股大陆正在酝酿的“国学热”。
2005年5月宋楚瑜在清华的演讲没有什么特色，倒是彼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回应相当出洋相。顾念稿子时结结巴巴，把赠送宋楚瑜的一幅小篆书法说成是“捐赠”、引人发笑也就罢了，更好玩的还在后面。那幅小篆内容为著名诗人、中国驻新加坡首任总领事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诗《赠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送宋的诗政治非常正确，也配合他所主张的两岸继续交流与追求统一的想法。可惜顾秉林念不出“侉”字，使得现场气氛相当尴尬，终得旁人帮助度过难关。
过了两天中央电视台做了个《宋楚瑜大陆行》的节目，邀请彼时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侃侃而谈的他为了透露一点秘辛而说那幅“小隶”（我想没有任何书法家练过一种不存在的书体如“小隶”吧）是某某所写，同时在顾秉林“败走麦城”的地方，他再次念不出那个“侉”字，而念成“瓜”。
▲ 清华大学向宋楚瑜赠送书法
汉字的难认是有目共睹的，一个人认不了个别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也就是说，顾秉林与刘江永认不了篆书“侉”字，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这是发生在两岸交流的公共场合，更为要紧的是发生在号称有文化的高校，使得这事儿的象征与讽刺意义比较大。众所周知，1952年清华大学从一所综合性大学成为一所工科大学，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清华已经恢复不少人文社会科学系，但人文这事儿不是三两天就能培养出底蕴的，这种“献宝”出丑的事就被顾秉林与刘江永摊着了。
就在宋楚瑜访问清华的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人大校长兼国学院院长纪宝成就来了个“脊续文脉，重振国学”的讲话，“脊续”被人指为是生造词，是“赓续”之误。两个月后，新民党主席郁慕明到访人大，纪宝成致欢迎词，谓“七月流火，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稍微读过《诗经》的人就应该知道，“七月流火”与天气炎热不仅没有关系，而且刚好相反。
“七月流火”蕴含着相关的天文星象知识，这是读古文比较难以搞懂的地方，杜甫诗《赠卫八处士》之“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中的“参星”与“商星”也是如此。故我十多年前就向流沙河先生提议，让其写一本《古诗文中的天文学》——他早年花不少时间读天文学著作，如陈遵妫的《中国天文学简史》等，而且时常在夜间观测星空——一定会使读者得益不少。但他以自己年迈，精力不济而否决，实在遗憾。
你以为大陆大学校长因为传统文化知识匮乏而出丑的事，就此该打住了吧。且慢，连战主席在2005年7月大陆破冰之后，2006年4月厦门大学给他颁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连战演讲后，厦门大学请他挥豪赐墨宝，连战恭题“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厦门大学副校长潘世墨，这位写过《略论中国古代逻辑》等文章的哲学博士，将“黉宫”念成“皇宫”，引得台下学生一阵讪笑。
▲ 连战给厦门大学题字
大约潘副校长没听说过冯梦龙的一则笑话：两位书生与一位青楼女子聚谈，装其深沉高雅，一曰我只读《诗经》，一曰我爱读《书经》，青楼女子说：我只读“月经”，但你们读再多的经，都是从“红（黉）门”出来的。成都今有黉门街，旁边有国学巷，是清末四川国学院的旧址，以是名街。率军从湖北驰援四川的端方在内江朝天宫被杀（同时武昌首义也被引发），被救下来的幕僚、学者刘师培就在四川国学院教了两年书，与曾缄、吴虞、林山腴等本地学者切磋学问。
从汉平帝元始元年，亦即公元元年的“褒成宣尼公”至1935年国民政府的“大成至圣先师”，一千九百三十五年间孔子大约有十八个封号。从“公”（爵位）开始，再由父而师，由师而圣，至唐朝完成封圣之称呼。再到如今一些跟随者的屈膝下跪，由“身体的矮化”发展到“精神的矮化”。
说到孔子“封圣史”，我又想起一位真正有学问的台湾学者黄进兴的研究来。他在《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华书局2010年修订版）、《皇帝、儒生与孔庙》（三联书店2014年版）二书里，对孔庙变迁于中国文化权力格局、儒教是否是宗教，做了自己的研究。他考证了孔庙从家庙到全国公共性祭祀庙宇的转变过程，非常有意思。他发掘出由家庙到公共性祭祀庙宇转变的临界点，从唐人许嵩所撰的《建康实录》里发掘出第一座公共性祭祀性孔庙出自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亦即385年。由此孔庙发展到唐代刘禹锡的记录中，已达一千座，而明代末年的统计达到1453座。从中央到地方，亦即京城到县邑，都有孔庙，而成帝国行政运营系统的一部分。
二十年来，台湾人从读经运动到国学热，业绩斐然，实在也要感谢蒋中正先生那时保留点传统文化，让这些在台湾也许没有太多真材实料的人，却可以在大陆称王称霸。从南怀瑾的流行，到蒋勋的走红，从王财贵的财运不衰，到大陆校长们的“教训”，实在是证明从读经到国学，一些台湾人是可以在大陆发挥余热的。
“国学”虽然是个早有的词，但现在这样的词义，却充斥着封闭与排它，既妄自尊大亦有深深的不自信。我不知道除中国有“国学”称呼外，还有哪个自信的国家把研究自己的旧有文化叫做“国学”。这样看来，不仅儿童不讲解不选择之“读经”是不必的，而且连“国学”也是个可疑的词。但我并不认为传统文化不值得学习与研究，而是要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来加以判断。我很赞同学者顾随所说，学习古诗文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现代人，而不是去做古人的跟屁虫。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冉云飞）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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