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历和童年书写态度是构成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审美主张的逻辑原点和核心，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伍剑的《邬家大巷》在艺术探索上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伍剑对童年美学孜孜不倦的追求，构建独一无二的中国元素的童年叙事。这种童年叙事强调时态本真、儿童本位和艺术本心。

《邬家大巷》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和当下绝大多数同类题材的表达不同，伍剑的个人叙述语境里，真实表达了儿童本位，彰显了儿童文学的文化责任和品质要求，体现出特殊时代的本真语态和艺术本心乃至初心，剔除了一些文本中经常出现的粗俗抢手的素材，摒弃了有意拔高的外表宏大的战争场面，深入历史见证者的内心，不动声色地再现芸芸众生的情感波澜。

作为一名有感召力、有良知、有艺术自觉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伍剑没有在书写中以暴力来博取眼球和码洋，更没有植入变形的成人化叙事，无视儿童读者的客观存在，这是作家写作极具姿态的表现。我们知道，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如果作家没有积淀和成熟的美学思考，在战争外衣的包裹下，叙事很容易流于形式，落入主题先行的窠臼，结构也会不自觉进入套路。《邬家大巷》给我们惊喜的原因，是作家在表现战争的儿童小说的美学建构上，走出了一条可以推广的新路，无论是文本的表现手法、叙事方式和哲学思考，还是在战争标识下的中国式童年的艺术表达上，该作品都可圈可点，这与作家的笔力和学养是密不可分的。

童年美学的解构，落实到战争题材书写上，我们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在轻阅读时代，只注意读者阅读的快感和战争场面的火爆，语言轻慢，节奏快，情节迅速推进，故事铺陈三言两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描写省略……殊不知，儿童处于辨识度很低的文字感觉兼容并蓄阶段，他们阅读有时囫囵吞枣，往往被书中的个别离奇情节吸引，这势必削弱了他们对文本整体意蕴的理解和把握。

《邬家大巷》以一个男孩的视角看待世界，无形具有放大镜的功能，在汉阳城观察寻常百姓的战争表情，显得异常真实。这个小男孩是西大街上的大户徐广泰的儿子，战争的残酷及周围的温情在他的眼中不断演进，这种写法，比那些直接把小主人公推向战争中心的小说，读者的阅读感觉迥异。这是冷静的旁观的叙事方式，有利于读者分辨战争与生活的不同体验，有利于读者感受农耕文明遭受野蛮入侵的切肤之痛。小说节奏不急不缓，在表现手法上，多种手法汇聚，卒章显志，托物言志，铺陈渲染，让人在阅读时，既不会心跳加快，也不会漫不经心。这种写作方式照顾下的阅读体验，能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战争、认识战争——人类面临战争的姿态，是多种多样的，有发动战争者的野蛮，有被侵害者的无辜。不管是哪种姿态，都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不利影响。我们书写战争，也就是为了阻止战争，其实是在维护我们的生活空间、精神空间的不受袭扰。从这个角度而言，描绘在战争摧残下的人性闪光点，展现浓厚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就显得弥足珍贵，这也使作者的美学趣味，得到很好的阐释。

从构建自己的美学旨趣上分析，看作家设置的人物，即可体现其用心良苦，《邬家大巷》里许多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富有反差性和戏剧性：小主人公的父亲本来与世无争，一直和周遭平等对话，与世界和平相处，偏偏遇到战争的戕害，人生便无法平静向前推进，在目睹身边人被践踏之后，他猛然觉醒，踏上抗日之路，这是崇高美的有力彰显；妮娃的外婆人生多舛，她明晓医术，本来是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最后的人生出口，却是自己把自己推向生命的终点，这种选择是自觉的，具有令人战栗的悲剧美。从这点上看，这部小说的人物设置，和那些战争小说的“扁形人物”相比较，也具有探索性的意义。“扁形人物”一出场，性格就被锁定，一直到小说结束，其人物的生命个性和命运归途就是符号化的，这大大削弱了现实表现的丰富性。

战争是儿童小说中一个沉重的表达符号，它与常态童年的表达对立。童年美学的表达和孩子的成长，要求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而战争恰巧破坏了这种安静，战争与童年成长的天然语意对峙，这给儿童文学作家带来书写的纷扰和困境。儿童小说表现战争，有两个难题，一个是战争的残酷性表现的度，以及如何表现，还有一个，是小主人公面对复仇的处理方式。都知道，战争题材的少儿不宜之处是血腥，以前，我们见过的以儿童为主人公的战争小说，很多台词都是围绕两个字——报仇，报仇不论大人小孩，作为一个孩子，经常咬牙切齿，血债要用血来还，而且孩子想方设法要参加战斗，为报仇的终极目标锲而不舍。我以为，规避孩子参与战争的理性书写，还是适合孩子的认知一些，像《邬家大巷》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

《邬家大巷》里展现的孩子，富有本真的童年色彩，他们自然而率真，他们不是缩小的大人，不是战争的参与者，他们的思维就是原生态的孩子思维，他们眼里的战争，就是耳闻目睹的生活被破坏，还有人们日常行为的异常，他们对于战争的理解，是停留在浅层次的，这恰巧是尊重人性、敬畏童年书写的一种表现。孩子就是孩子，不是战争的牺牲品和复仇者。我们不能够拔高孩子，让孩子实现大人的愿望，复仇是大人的事情，孩子只负责健康成长，是受大人保护的，不能够把更多的重担强加在孩子身上。孩子眼里的战争只是表象，是冰上的一角，那冰山下面的蕴意，那是大人思索的东西，是读者思索的东西，就像小说中的“我”，虽然身处战争之中，但是孩子的天性并没有泯灭，他们还是在冬天堆雪人，还是在热气腾腾地、有滋有味地生活，这是区别于其他同类小说的优势所在，给战争小说加上了一道温情的花边，也给大人在紧张的战争间隙生命的能量。这不是美化战争，这是我们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内核——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们一定会把侵略者赶出去。其实，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战争生活姿态，比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很多士兵在打仗的间隙弹手风琴。《邬家大巷》的这种写作姿态，也使得这部小说，更加具有传统中国的底蕴。再苦再累也得生活下去，即使战争给我们带来了灾难，我们也不会忘记苦中作乐。小说中作家浓墨重彩描绘的绿豆汤、百家饭、腊八粥、卤水豆腐、武昌鱼和子期肘子以及堆雪人，等等。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苦难和泪水中栽种希望。这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一种人生哲理，这是战争语境中作家对童年美学的认知和建构。

在解构童年美学时，作家通过“我”的眼睛，节制而冷静的书写，成功塑造了一大群抗日者，他们真真切切，个个栩栩如生，没有一点脸谱化。这些人中，既有地下党员映江叔叔和小姨静文，也有父亲等人，他们正好代表那个时代的集体群像和精神图谱。在战争没有到来时，作家描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展现水灾后社会的常态，而这些常态，却是作家独具匠心的伏笔和铺陈。身处战争时，作家描绘的，也是夹杂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动声色的抗战，以此体现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小主人的母亲，徐广泰的老板娘抵制日货，不怕生意折本；妮娃的外婆在自家酒店里，毒死侵略者，与敌人同归于尽；邬家大巷里的平民百姓，以不同的方式和侵略者进行不屈不饶的斗争。这是一群普通人，正是这样的无数的普通人，汇成了涛声震天、滚滚向前的抗日洪流。

当然，《邬家大巷》在童年美学的表达上，还有匠心独运的地方，比如小说的结构设置就别有意味。小说一共有四章加上一个结尾，第一章的西大街，脸谱众多，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各色人等上演着生存生活大戏，展现的是生；第二章则是三里坡，这是汉阳城外的荒野地，“是一处坟场，连农人也不去耕作”，但是，这里却是抗日者碰头的地方，与第一章结合在一起，富有生命哲学意味，预示着置死地而后生；第三章则是元庙观，此处虽然是宗教之地，可是里面的张先生却是一个非凡之人，体现出全民抗战的旨意；第四章的邬家大巷，是一条窄窄的巷子，但是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故事，烈火熊熊中走出来的父亲，久久在读者的心中挥之不去，这一章是小说的高潮，在这方寸之地，战争带来的裂变，折射出农耕社会里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小说的结尾，作家在平静的叙述中，在脱离了战争背景的当代，反思了战争，提升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历史和现实，往往是一体的，这种反思很有必要，既有对侵略者人性罪恶的思考，也有被战争摧残的人们的人性之美的颂扬和对和平的渴望，就像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里人道主义的思考，提升了小说的品位和精神内涵。其实，我国古代的哲学家，都是反对战争的，比如《老子》就说“夫兵者不祥之器也”，但是对于这种“不详”，我们有自己的认知轨迹，我们遭遇外敌入侵，一般的百姓由开始的害怕、忧虑、惆怅、彷徨，到并不惧怕、拼死抵抗，最后以胜利结束，这也是一个民族自尊和自信的体现和结果。

对于现在的童年书写而言，《邬家大巷》也有观照意义。以前乡土中国的童年经验，和现实下的童年生态，已经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孩子由于沉重的学业负担，他们眼里的童年，是大一统的，是和平的，而长辈的童年，他们完全不知道，不理解，这样看来，这部小说带给我们童年书写的丰富性和启发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惊喜地看到，伍剑从他的《外婆》《西大街》开始，再到这部厚实的《邬家大巷》，凭借他富有辨识度的艺术特征，完成了他艺术个性的美学塑造，我们期待着伍剑有越来越多的佳作问世！

编者注：本文作者李伟系《幸福》杂志主编、儿童文学作家。

（来源：中访在线/作者：李伟）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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